江口镇位于重庆市武隆区东南部，地处乌江和芙蓉江交汇处，乌江经此由东北向西北曲流，两岸为大娄山南麓余脉，海拔约210～1580米，江口汉墓群即错落分布于此。在历年考古工作中，该区域陆续发现包括石辟邪础座、龙虎石柱及石阙构件在内的多件圆雕石刻，虽为乌江流域首次发现，却长期未获足够关注。鉴于这批遗存的重要学术价值，本文拟在系统梳理石刻的发现概况、时代与墓葬归属、位置及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江口汉墓群的等级差异、空间布局及其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石刻发现概况
江口汉墓群周边区域共发现圆雕石刻5件，包括石辟邪础座、石阙枋子层、石阙斗石层各1件以及龙虎石柱1对。以下将依次进行介绍。
石辟邪础座1件。20世纪80年代江水消落时发现于乌江西岸，西北约200米处为市级保护单位生基坪汉代石室墓，现藏于武隆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所。仅余前半部，残长0.7、残宽0.74、高0.96米。石辟邪昂首挺胸，蹲伏于长方形石板之上。兽首两颊及后颈雕饰出卷曲鬃毛，鬃毛间可见双耳，双角向后贴于头顶。张口露舌，长须垂胸，胸前浅浮雕连珠状凸起。肩生双翼，双足屈曲，四趾蹬地。背部为一圆形基座，大部已残。（图一、图二）。
图一 石辟邪俯视、正视、侧视照
图二 石辟邪俯视、正视、侧视、后视图
图三 青龙、白虎石柱
图四 青龙石柱正视、展开图
图五 白虎石柱正视、展开图
龙虎石柱1对。20世纪90年代发现于乌江东岸，西南距芙蓉江汇入口约800米，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石柱直径均为0.31米，上部残断，柱身遍刻錾痕，其上浅浮雕画像（图三）。青龙石柱，残高1.86米，柱身上部浅浮雕青龙图像，背部雕刻龙鳞，颈部以上不存；柱身下部浅浮雕卷尾四足扁头兽，头部向上呈奔跑状（图四）。白虎石柱，残高1.62米，柱身上部浅浮雕白虎图像，长尾四足，背部雕刻虎斑，颈部以上不存；柱身下部浅浮雕一鱼一鸟，鱼首朝上，鸟首面鱼，双翅展开（图五）。
石阙构件2件。枋子层和斗石层各一，二者北距市级文物单位长孙无忌衣冠冢分别为50米、30米，应为同组石阙构件。枋子层，20世纪80年代时发现于乌江北岸临江处。残长1.0、残宽0.8、高0.38米。平面呈残“井”形，四隅出头枋基本残断，上下出头枋间仅存两处半立雕人形角神，呈拢袖蹲坐状。正面中部高浮雕双角兽面铺首。背面中部高浮雕二人盘坐形象，左侧人物头部不存，双手作抚琴状，右侧人物抬袖捂脸，似掩面哭泣，应为师旷鼓琴图（图六，1～4、图七）。斗石层，出土于天子坟遗址宋代道路遗迹中，破坏较为严重。残长1.08、残宽0.86、高0.52米。平面近“凸”字形，仅三面保存画像，均不甚完整。一侧浅浮雕妇女半开门图，其下方有一孩童半跨门间，手持长棍击打旁侧树上的猴子，似为射猴图的变相表达，树另侧为身着长裙的提桶妇女，一手持长斧。一侧浅浮雕动物形象，上部损毁，左侧为双足翘尾，应是朱雀，右侧为四足带翼神兽。一侧浅浮雕人物故事，目前画面可见二人面右而立，第一人头戴高帽，身着宽袖拖地长裙，左手持杖，右手持便面；第二人头戴介帻，身体前倾，右手持臿；整体应为拜谒图（图六，5～8；图八）。
图六 枋子层、斗石层立面照
1～4.枋子层四立面 5～8.斗石层四立面
图七 枋子层俯视、正视、侧视、后视图
图八 斗石层俯视、正视、侧视、后视图
二、石刻时代与墓葬归属
石阙枋子层、龙虎石柱及石辟邪础座均为采集发现，斗石层虽出土于宋代堆积之中，但已经过二次利用，均未有相关的年代指向信息，而在长江流域、中原北方等地区均出土过类似的石刻构件，因此我们主要通过对比既往出土材料来判断三组石刻构件的时代，同时根据其采集或出土位置，结合江口汉墓群目前已发现墓葬的形制规模等，判断石刻构件可能的墓葬归属。
龙虎石柱的主体纹饰为青龙白虎，其头上尾下，躯干较细，四肢舒展，后双足位于尾部一侧的特征与四川成都王君平阙[1]，重庆忠县邓家沱阙[2]、干井沟无名阙[3]以及乌杨阙[4]等阙身的龙虎形象十分接近（图十，1～4），其中青龙以菱格纹表示龙鳞的雕刻技法与邓家沱阙更是如出一辙。白虎石柱下方的一鸟一鱼也是汉画像中常见的鸟鱼组合，可见于丰都汇南墓群画像石[5]、四川简阳鬼头山M4石棺前挡画像石[6]等。王君平阙纪年为永元九年（公元97年）[7]，忠县三阙时代在东汉中期左右[8]，汇南墓群与鬼头山M4的时代为东汉，综合判断可知龙虎石柱的时代大致应在东汉中晚期左右。
图九 枋子层、斗石层位置复原示意图
两组石阙构件分别为楼部的枋子层和斗石层，虽无法判断其是否属于同一阙体，但至少可以确认其所属石阙楼部原应由枋子层和斗石层构成（图九）。其楼部形制与重庆忠县邓家沱阙[9]、干井沟无名阙[10]及丁房阙主阙[11]等保存较好的汉阙相近（图十，2、3、5），三阙时代为东汉中晚期[12]。其中，邓家沱阙楼部为一枋子层和一斗石层，枋子层四隅浮雕角神，斗石层浮雕朱雀、三足乌、天禄等神兽；干井沟无名阙和丁房阙楼部为双枋子层、双斗石层，二者枋子层四隅浮雕角神、正面浮雕兽首，斗石层为素面或浮雕斗拱结构。此外，江口出土石阙斗石层所见的师旷鼓琴题材亦见于东汉末期[13]的雅安高颐阙[14]、绵阳杨氏阙[15]等。综合两组石阙构件的形制特征及部分浮雕内容等可判断其时代当在东汉末期前后。
图十 川渝地区现存部分汉阙及画像
1.成都王君平阙青龙白虎图 2.邓家沱阙右阙 3.干井沟阙右阙 4.乌杨阙左阙 5.丁房阙左阙
石辟邪础座中，辟邪张口露舌，肩生双翼的造型特征，与重庆忠县[16]、四川雅安及渠县[17]等地发现的东汉墓前大型石兽存在一定相似性，例如忠县乌杨将军村石辟邪、雅安高颐墓墓前石兽等（图十一，1、2）。但后者多呈昂首站立行进姿态，且背部光滑平缓，在整体形态上与呈蹲伏状、背部凿有圆形基座的石辟邪础座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形制特征与尺寸规格上与之最为接近的，当属四川芦山县东汉三国时期姜城城门遗址出土的一具大型石兽。（图十一，3），该石兽同样呈蹲伏状，肩生双翼，背部设有方形柱洞，现存尺寸长1.92、宽0.84、残高0.92米，柱洞边长为0.31米，其制作年代为东汉末期[18]。基于二者的高度相似，可进一步推断石辟邪础座的年代应与之相当或略晚。
图十一 忠县、雅安现存部分大型石兽
1.忠县乌杨石辟邪 2.雅安高颐墓前石兽 3.雅安姜城城门石兽
江口汉墓群的考古工作始于1982年，当时清理了蔡家村、生基坪、天子坟、坟院子、张家拐子等多处汉代砖石室墓[19]，2023年开展的后续调查又新发现天子坟M2、M3，火山庙等11座砖石室墓，并对关口M1、天子坟M2与M3进行了清理[20]。除关口M1为西汉初期外，其余墓葬时代多集中在东汉中晚期，与前述石刻构件的时代基本吻合。此外，墓群中包含有蔡家村汉墓、生基坪汉墓、天子坟M2等一批等级较高、规模较大的墓葬，结合东汉时期高等级墓葬普遍设有墓前石刻的丧葬习俗，我们认为这三组圆雕石刻应当均属于墓葬的附属设施。
图十二 部分汉墓及石刻构件位置示意图
从石刻构件的发现位置分析（图十二），石辟邪础座采集于乌江西岸江畔，其西侧为裸露基岩的令旗山陡坡，地理条件不适宜建造大型建筑基址，故可排除其作为城门石兽的可能性。而距离该础座最近的墓葬为生基坪石室墓，位于其发现地上游约200米。该墓规模较大（图十三，2），由墓道、甬道、前室、侧龛及后室组成，全长11.80、最宽2.44、最高2.96米，形制与彭水山谷公园东汉石室墓M1、M3[21]基本相同，墓葬等级亦应较高。考虑到该墓顺江而建，且发现时墓葬外侧部分条石已坍塌至江岸，因此石辟邪础座也可能为墓葬区滚落至江边后经江水冲刷至现存位置。龙虎石柱在江水消落时暴露于乌江东岸，目前该区域所见规模较大的墓葬为其上游的蔡家村石室墓，为“凸”字形结构，顺江而葬，由墓道、甬道及前后室组成，后室保存有石砌棺台，全长14.26、最宽2.46、最高2.52米（图十三，1），时代为东汉中期偏晚，形制规格与设有神道及石阙的乌杨村M20相近[22]。根据蔡家村石室墓的等级与时代特征，我们初步判断龙虎石柱可能属于该墓的附属石刻构件，另一方面，考虑到两地距离较远，除被江水冲刷至此外，也不能排除其周边区域仍存在其他较高等级规格墓葬的可能性。石阙枋子层与斗石层出土地点相近，鉴于其体量庞大，移动困难，推测石阙原址及所属墓葬应位于附近。2023年对天子坟遗址的调查表明，发现所谓“长孙无忌”衣冠冢（当地称“天子坟”）可能为一座东汉时期的大型多室石室墓，在遗址东侧还发现一条汉代石砌排水沟，同时靠近“天子坟”石室墓的封土西侧，近南北走向且持续向墓葬南部延伸。结合该沟的时代与位置特征，判断其应为“天子坟”石室墓的墓葬围沟。该墓整体形制较大，结构完整并配有围沟设施，显示出其为一座等级规格较高的东汉石室墓，据此可进一步推断该区域发现的石阙构件很可能就为该墓的神道墓阙遗存。
图十三 蔡家村、生基坪石室墓墓葬示意图
1.蔡家村石室墓平、剖面图 2.生基坪石室平、剖面图
三、石刻位置与功能
石阙枋子层和斗石层发现于“天子坟”石室墓南侧，南临乌江。参考重庆地区既往发现的汉阙遗存出土位置，如忠县邓家沱阙距长江河床仅10米左右[23]，乌杨阙部分构件见于长江河滩地之上[24]，丁房阙亦南面长江[25]，可知该区域的汉阙多面江而建，据此可合理推断该石阙的原址应位于“天子坟”石室墓南侧，其中枋子层为后期滚落至江边。结合汉代墓阙为墓地或墓葬神道入口的建制特征，可进一步认为“天子坟”石室墓的朝向为南向垂江，与芙蓉江汇入口隔江相望。关于墓阙功能学界已有定论，此不赘述。下文将重点探讨龙虎石柱与石辟邪础座在墓葬体系中的位置与功能。
龙虎石柱残高1.62～1.86米，若计入缺失的头部或底部础座，原高应逾2米。柱身满施錾刻纹并减地浮雕龙虎纹、鸟鱼纹等。关于石柱的原始位置，存在墓内与墓外两种可能。目前已发现的墓内立柱多见于山东、四川等地的大型石室墓或崖墓，多为上接栌斗的单体石柱，底部为几何形或兽形础座，兼具装饰与支撑功能，柱高普遍集中于0.9～1.6米（图十四，1～3）。龙虎石柱在体量上明显超出墓内立柱的常见规格，故可排除其为墓内石柱的可能性。墓外立柱多为神道石柱，通常成对分布于神道两侧以标志神道入口，其底部设有基座，原高度多在3米以上，柱身常饰内凹或外凸直棱纹，上部有设石榜（图十四，4～6）。对比可知尽管龙虎石柱在纹饰题材上与典型的神道石柱存在差异，但其成对出现的形式、相近的体量尺寸，均支持其作为神道标志物的功能属性。尤为重要的是，柱身所饰的青龙白虎画像恰为川渝地区石阙阙身常见的主题纹饰，而石阙本身亦具有标识神道起点的作用。结合江口区域已发现的石阙构件，可以推测墓前立阙的丧葬习俗及相关图像系统已传播至此。因此我们认为龙虎石柱的出现或是在吸收神道石柱传统形制与功能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受到了来自石阙及墓葬画像石纹饰的影响，是神道石柱和石阙画像主题在乌江流域融合后产生的新形式，其原可能作为神道石柱立于墓葬前端，而底部基座及神道本体现已损毁不存。
图十四 汉六朝时期出土部分墓内立柱、神道石柱
1.铜山县班井村1号墓立柱 2.兰陵九女墩汉墓立柱 3.徐州青山泉白集汉墓立柱 4.刘宋泰始五年神道柱 5.东汉邪相刘神道柱 6.南朝萧景神道柱
根据既往出土的考古材料，墓内石兽础座通常与背部立柱共同构成墓室立柱或墓门、椁门前部的仿木结构构件，其完整结构顶部多承栌斗，例如四川德阳黄许镇汉墓[26]、金堂县龙王乡[27]、金堂县李家梁子M23[28]等出土的辟邪础座等（图十五），其体量均较小，整体高度一般不超过1.6米。然而江口发现的石辟邪础座体型较大，石兽本体高度已近1米，基座直径约0.5米，若计入所承立柱，其体量将更为宏大。结合生基坪石室墓的内部空间与券顶结构判断，该础座显然不具备置于墓内的条件，应仍属于墓前石刻。尽管础座背部立柱现已不存，但结合既往出土材料可知立柱与兽形础座为汉代常见的组合形式。前文已论证龙虎石柱具有神道石柱的功能性质，因此我们推测其很可能曾与石辟邪础座此类的大型兽形础座共同构成墓前神道石柱，若该推测成立，那么二者目前的组合高度已接近三米，完整形态则当在三米以上，这就与已知汉六朝时期带基座的神道石柱高度十分接近了。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合理推断石辟邪础座极可能原为生基坪石室墓墓前神道石柱的基座部分，而其背部则可能存在类似于龙虎石柱的立柱构件。
图十五 四川出土部分辟邪础座
1.德阳黄许镇汉墓出土 2.成都金堂县龙王乡出土
综上所述，江口镇发现的石辟邪础座、龙虎石柱与石阙构件应均属于墓前神道石刻。其中石辟邪础座与龙虎石柱原可能互有类似的配套构件，二者组合后立于墓葬神道之始以为标识，这一组合形态可视为传统神道石柱、墓前石兽以及石阙画像进入乌江流域后，经地方融合演变所形成的新形式。“天子坟”、生基坪及蔡家村等石室墓墓葬规模较大，均设有相关神道石刻，进一步反映了相关墓葬较高的等级规格，墓主身份可能与东汉时期当地的地方官员或豪族富商密切相关。
四、墓群布局与社会背景
上文主要探讨了江口新发现龙虎石柱、石阙构件及石辟邪础座本身的形制特征、时代归属以及位置功能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江口汉墓群的等级布局、社会背景等开展进一步讨论。
江口汉墓群历年共调查发掘墓葬20余座，集中分布于乌江北岸，墓葬类型涵盖竖穴土坑木椁墓、砖室墓、石室墓及崖墓等多种形制，时代可从西汉初期延续至蜀汉时期。其中规模较大的关口西汉一号木椁墓与“天子坟”石室墓地处乌江北岸的台地之上，生基坪石室墓及蔡家村汉墓则位于令旗山、白杨坪的临江坡地。关口西汉一号墓墓主等级明确为九级爵五大夫[29]，其余三座东汉石室墓结构较为复杂，均为多室墓，部分设有壁龛，墓前原应有神道石刻，亦显示出墓主较高的身份地位。而天子坟汉墓、张家拐子汉墓、火山庙汉墓及天子坟M3等墓葬则错落分布于令旗山山腰之间，以中小型砖室墓为主，结构简单，随葬品较少，墓主身份应较为普通。因此由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可知，江口汉墓群自西汉以来，既有“五大夫”级别的官员或大姓富商类的墓葬，也有较多普通民众墓葬，是乌江沿岸一处较为集中的汉代墓地。同时墓群的空间布局与墓主的身份等级也密切相关，等级较高的墓葬多选址于台地或临江的缓坡之上，地势相较开阔，适宜修建规模较大、结构复杂的墓葬及其附属设施；而平民墓葬则集中于令旗山山腰，该区域海拔较高，坡度较陡，仅适于构建结构简单的中小型墓葬。这种差异反映出当时的墓葬营建对地形地貌有着明确的要求与选择，也进一步说明了江口汉墓群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其空间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划性。
此外，在乌江北岸“天子坟”石室墓附近发现了两座汉代馒头窑，以烧制陶器为主[30]，南岸则分布有汉代罗洲坝遗址[31]。这些遗存共同勾勒出江口聚落在汉代时已经具备的基本功能分区：居址区位于乌江南岸地势平坦之处，墓葬区和手工业窑址区则主要集中于北岸，南岸略有零星分布，大致与之形成隔江相对的布局结构，体现了对当地地形地貌的系统性利用与空间规划意识（图十六）。
图十六 江口汉代聚落墓群、居址、窑址分布示意图
同时，江口汉墓作为一处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且存在不少较高等级墓葬的汉代墓地，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对两汉时期武隆江口至酉阳龚滩一带乌江流域及其支系墓葬分布情况的考察，可将已发现的大型墓地划分为资源型与交通节点型两类。资源型墓地的人群主要围绕特定资源集聚而生，例如分布于乌江支流洪渡河沿岸的务川县大坪墓群[32]、贡矿区域汉墓及喻家墓群[33]，其人群主要从事朱砂开采活动；而位于郁江沿岸的郁山镇汉墓群[34]，则与当地的盐业生产密切相关。交通节点型墓地的人群则主要因控制交通要道及相关商贸活动而聚集，典型代表包括洪渡河汇入乌江处的酉阳龚滩与洪渡区域，该区域有下坝墓地、青杠堡墓群、长丘墓地[35]及洪渡墓地[36]；郁江汇入乌江的彭水一带，为东汉涪陵县县治所在地，亦发现有等级较高的山谷公园石室墓[37]等遗存。江口镇地处芙蓉江与乌江交汇处，上溯乌江可通达彭水、酉阳及郁江、洪渡河等支流区域，沿芙蓉江则可深入汉代夜郎地区。由此可知，该区域不仅是汉王朝经由乌江与芙蓉江流域经营西南边地的战略要冲，同时也是运送重要物资的关键通道。凭借这一关键地理位置，江口镇在两汉时期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进而形成了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交通节点型墓地。
陈东在对武隆土坎至江口区域商周至两汉时期的考古材料进行分析后提出，江口一带应存在一处高于普通聚落等级的聚居点，很可能对应涪陵县下的某一层级邑聚[38]。本文赞同这一判断，同时认为这一层级的邑聚应在东汉时期最终形成。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告地书中载有“涪陵盧敢告地下主”[39]之语，既往发现的类似文书表述还包括“西乡辰敢言之”[40]“中乡起敢言之”[41]“中乡守青敢告地下乡主”[42]等，表明此类告地仪式通常为墓主户籍所在层级单位的最高官吏执行，由此可判断，西汉时期江口区域应隶属于涪陵县管辖，并直接接受其县令（长）治理。东汉晚期时，巴郡整体民户数及人口数量大量增长，涪陵县亦随之分县设郡[43]。这一变动也可反映出江口一带人口聚集程度及数量的显著提升，其在考古学材料上的体现为墓葬数量的陡然增多。同时，江口汉代罗洲坝遗址的发掘也为其提供了佐证，该遗址出土了柱洞、板瓦、瓦当等建筑遗存[44]，因此其很可能为这一时期江口邑聚的所在地。由于现存巴郡或涪陵郡的相关记载仅涉及县级邑聚，因此无法从历史文献上考证江口邑聚确切的行政层级，但我们可从与之具有相近地理环境、交通区位以及考古发现的周边区域略窥一二，例如洪渡河与乌江交汇处之酉阳龚滩、郁江与乌江交汇处之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城（今汉葭街道）以及大溪河与乌江交汇处一带曾分别为汉复县、涪陵县以及汉平县县治的所在地，江口又地处芙蓉江与乌江交汇处，据此可以推测其邑聚亦应具有不低的行政层级，结合该区域龙虎石柱、汉阙构件及石辟邪础座等较高等级墓葬石刻的发现以及功能分区明确、经过统一规划的墓葬区、手工业窑址区及居住区遗存，我们推测此处应存在较高的权力中心进行管理控制，极有可能已形成仅次于县级的乡级行政层级。
五、结语
本文对江口镇新发现墓葬石刻及江口汉墓群的综合分析与研究表明，该墓群是揭示汉代乌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考古实证。新发现的龙虎石柱、石辟邪础座以及汉阙构件均属于江口汉墓群东汉中晚期较高等级墓葬的墓前神道石刻，可与此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蔡家村汉墓、生基坪汉墓以及“天子坟”汉墓相互对应，其不仅是墓主身份的象征，也生动展现了汉文化在西南边地的传播与地方化过程。同时，此类等级较高的墓葬与令旗山山腰间的中小型平民墓葬共同构成了一个布局有序、等级分明的墓地结构，反映了当时较为严格的墓地规划与社会分层。
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江口汉墓群的繁荣与江口邑聚的兴起，与其地处两江交汇的战略地理位置具有密切关系。该区域既是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交通节点，也是区域资源流通的重要枢纽，依托于此，至迟在东汉时期，该区域已从西汉时期涪陵县辖下的普通聚落发展成为具备明确功能分区、人口集中的乡级邑聚。总体来说，江口一带墓葬石刻的发现及由此引发的对江口汉墓群等级布局及社会背景的思考为我们理解和研究汉代边地社会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具体的个案。
注释：
[1] 张孜江、高文主编：《中国汉阙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371页。
[2] 李锋：《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文物》2007年第1期。
[3]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7、48页。
[4]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花灯坟墓群乌杨阙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5] 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6] 高文：《中国画像石棺全集》，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250页。
[7] 胡顺利：《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8] 罗二虎：《汉代石阙研究》，《考古学报》2024年第3期。
[9] 李锋：《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文物》2007年第1期。
[10]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7、48页。
[11] 张孜江、高文主编：《中国汉阙全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381页。
[12] 罗二虎：《汉代石阙研究》，《考古学报》2024年第3期。
[13] 罗二虎：《汉代石阙研究》，《考古学报》2024年第3期。
[14]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1-34页。
[15]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4-26页。
[16] 霍巍：《神兽西来——重庆忠县新发现石辟邪及其意义初探》，《长江文明》第一辑，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0-27页。
[17] 雅安高颐阙前石兽，芦山樊敏阙前石兽、杨君墓墓前石兽、王晖墓侧“石羊上”地点石兽、石马坝东汉墓前石兽等，渠县赵家村无名阙阙前石兽等。
[18] 王煜：《论芦山东汉三国姜城遗址城门石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4期。
[19]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隆县文化馆：《四川武隆县江口镇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20] 资料存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暂未公布。
[2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彭水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彭水县山谷公园墓群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40、341页。
[22] 李大地、邹后曦、曾艳：《重庆市忠县乌杨阙的初步认识》，《四川文物》2012年第4期。
[23] 李锋：《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文物》2007年第1期。
[24] 李大地、邹后曦、曾艳：《重庆市忠县乌杨阙的初步认识》，《四川文物》2012年第4期。
[25] 孙华：《四川忠县丁房阙辩》，《文博》1990年第3期。
[26] 西南博物院筹备处：《宝成铁路修筑工程中发现的文物简介》，《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3期。
[27]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2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待刊。
[29]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武隆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所：《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发掘简报》，待刊。
[30] 资料存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暂未公布。
[31] 郎莉、赵滢、陈东：《武隆区江口镇罗洲坝遗址考古工作收获》，“重庆考古”公众号2024年3月29日。
[32] 李飞：《务川大坪汉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2013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0～147页。
[33]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务川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务川县喻家汉墓发掘简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1993～2013）》，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222页。
[34] 代玉彪：《彭水县郁山古镇综合开发建设文物保护成果丰硕》，重庆考古网2013年9月25日。
[35]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考古系等：《重庆市长丘、青杠堡、下坝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酉阳邹家坝》，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11～414页。
[36] 席克、田景平：《沿河县发现东汉墓葬》，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99页。
[37] 牛英彬、白九江、杜继臣：《重庆彭水县山谷公园墓群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23～343页。
[38] 陈东：《汉晋涪陵郡及墓葬论说》，《西南文物考古》第四辑，重庆出版社，2025年，第145页。
[39] 黄伟、叶小青等：《重庆市武隆区关口一号墓》，《中国文物报》2024年1月19日。
[40]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41]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高台1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8期。
[42] 蒋鲁敬、王潘盼、王威：《湖北荆州凤凰地遗址M24出土西汉告地书》，《文物》2024年第1期。
[43] 陈东：《汉晋涪陵郡及墓葬论说》，《西南文物考古》第四辑，重庆出版社，2025年，第144页。
[44] 郎莉、赵滢、陈东：《武隆区江口镇罗洲坝遗址考古工作收获》，“重庆考古”公众号2024年3月29日。
本文原刊于《中原文物》2026(第2期)，公众号转载时略有删减。
图文：叶小青 黄 伟 牛英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