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方，宛如一部演绎岁月沧桑的宏大历史交响乐。地层的界面，恰似五线谱上错落有致的横线；地层之中的陶片、石器以及各类遗迹遗物，便是循着文明韵律跃动的音符与休止符。地层平缓舒展之时，历史的乐章温婉轻柔、悠然绵长；地层叠压曲折、结构复杂之时，岁月的旋律便高亢雄浑、跌宕激昂；而当地层犬牙交错、波状起伏之际，整曲交响乐便如万马奔腾、江海翻涌，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何其壮哉！这深埋于大地之下、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题记
一、初识周原：从“挖宝”到“神奇的科学”
1976年3月19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成为我一生难忘的记忆。这一天，周原“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开学了。培训班由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共同举办，是继1972年湖北盘龙城考古培训班之后，全国第二期考古培训班。我与来自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部分省地文物部门的进修人员，及宝鸡地区一百多名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从此，我便踏上了兼具浪漫与神秘的考古生涯。考古学看似枯燥乏味，实则魅力无穷，这份事业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穷尽一生、为之痴狂！
最初，我对考古的理解仅是“挖宝”。我们村在古周原腹地的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召李胡同村，村子北头就是西周文化基址和墓地。20世纪70年代初曾发现过西周墓葬，县文化馆罗西章先生在此清理出了部分铜质车马器、陶器、马头骨等一批文物，这是我对文物的第一次亲历。后来通过朝鲜谍战电影《原形毕露》，我对考古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电影里考古学家根据人的头颅复原人体画像的技艺，简直不可思议。我对考古学的认知随之提升——它是一门“神奇”的科学。虽说没有立即决定学习考古，但考古学的神秘莫测已深深地吸引了我，不经意地触及，便在我心中泛起一层层涟漪！
二、机缘入行：从养猪标兵到考古学徒
机缘巧合，我二哥徐克印参加了罗先生在我们村的考古发掘。由于他工作认真细心，又不惜力气，得到罗先生的赏识，又带他去其他乡镇搞了一段时间的墓葬发掘。这次的培训班点名要我二哥，但由于二哥文化程度略低，大队干部考虑再三，认为考古不是普通的工作门类，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如果二哥去了，学习肯定会吃力。而我是高中毕业，在生产队劳动中，因养猪工作出色，曾获得过公社级的奖励。经过与上面沟通，我顺利地参加了考古培训班。
“亦工亦农”，从字面讲，既是工人，也是农民。作为工人，我们放下锄头，拿起手铲学习考古技术，从事考古工作；作为农民，我们又拿起锄头挖土、运土，成为劳动的力量。在学习期间，俞伟超、严文明、刘士莪等考古大家轮流为我们授课，半天上课学习，另外半天则在田野发掘实践。
三、泥土淬炼：俞伟超先生的一堂“洁癖”课
我被分配参与云塘制骨作坊遗址的发掘。云塘制骨作坊位于云塘村西南五百米处田野里，发掘区域在略高于周遭的土丘上。初次勘察地表时，我就发现大量带有锯、削、砍剁、敲打痕迹的骨料残片混迹于泥土之中，这就是“文物”，就是我们要探寻的“宝贝”。当北大一位Z同学在地上随意捡起一块骨料时，我心里暗忖：这么脏的东西就这样随意拿捏么？还真有点不理解。“骨头”会使人想到肉尸腐烂的气味，往往与“脏”连在一起。接下来俞伟超先生对遗址的介绍中，也恰巧提到了“干净”与“脏”的问题，他说：我们看到泥土中的遗物，经过几千年的埋藏，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我暗暗脸红，真有点不好意思，刚刚开始就显露出我内心那份“小”来。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各方面的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尽早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战士”，努力、加油！后来我慢慢懂得：考古不但要不怕苦、不怕累，更要不怕脏，这是考古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
图1 云塘制骨作坊发掘现场，图中灰坑内、中间背草帽者即为本文作者
四、补丁无声：一位“糙汉”的细腻匠心
云塘制骨作坊是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极其丰厚，个别区域文化层达四米以上，出土了以骨器为主的骨锥、骨簪、骨针、骨铲、铜锯、铜质牛首饰件，以及陶器、石器等文物上百件，还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骨质备料废料等。
我们的同学吴宗汉，与我二哥一样，跟随罗先生发掘过墓葬，阅历比我们丰富。他是一位四十八岁的老大哥，个头高大壮实，满面红光，四方脸，浓眉大眼，说话声音粗犷洪亮，是一位淳朴、豪放的西北汉子。他身着黑色上衣，下身穿洗得发白的灰色裤子，裤腿膝盖上下，有一对颜色略深的长方形补丁。从他的体格与容貌看，似乎与认真、仔细毫不沾边，但实际情况则大相径庭。他屈身蹲在灰坑之中，尽可能从泥土中寻找古人遗弃的物品，每天都有几件小玩意儿被他找到——不是骨簪就是石刀，不是骨锥就是骨针，不是铜锯就是砺石，这些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小件”。那样细小的骨针、铜质钻头等“小件”，本需过筛才能发现，他却能完整地清捡出来，这的确需要小心谨慎的工作态度及认真仔细的观察能力，才能做到不遗弃每一件文物。在惊喜连连的同时，他忘记了疲惫与汗水，越干越有劲，越干信心越足。他勤奋的工作精神、超强的工作能力以及丰硕的工作成果，受到大家一致赞扬。根据他的事迹，我写了一篇通讯小文，发表在当时由赵化成老师主编的周原内部刊物《周原》简讯上。
他裤子上朴素的补丁还牵出了一件小小的往事。1976年冬天，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村发现大型青铜器窖藏，出土包括史墙盘、折觥在内的103件西周重器。他在用秤测重时被摄影师拍下一张照片，该照片既印证了中国文明的灿烂辉煌，也彰显了西周文化积淀的厚重与精美。然而照片准备在国外展出时，却因为这块补丁而未能成行。
五、灰坑惊喜：骨铲与牛首配饰
由于吴宗汉大哥成绩突出，令我们这批在期盼和等待中希望有所突破、有重要发现的年轻人非常羡慕，不乏有人存有小小的“嫉妒”心理。虽然也有运气的成分，但大家那种“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的情绪，不同程度地写在脸上，在相互调侃的同时，也转化成了相互鞭策、相互鼓励的正能量。大家相信：美好的未来一定在等待着我们，无需气馁，继续加油！
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而且有所突破，发现了自发掘以来未曾见过的一些新器物，有些人还发现了墓葬。甚至，个别墓葬还出土了青铜器。大家万分激动，信心满满。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又伴随着快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这是大家通过近期考古经历后情感的真实表露，看不出一丝虚情假意。如果没有真正经历过工作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将很难理解。这也许就是考古的魅力之所在！
大家开心的同时，我更高兴。我清理的H20（20号灰坑）中出土了多个“小件”，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有两件：一件是编号H20:3（灰坑20号中第3个小件，下同）的骨铲，另一件是编号H20:8的铜质牛首配饰。骨铲虽不十分特别，但它是当时出土骨器中器形较大的一件。牛首配饰则是当时的第一件艺术品，更是制骨作坊小件精品中的精品，还是个青铜制品，其品质和等级直接抬升了几个档次。我终于有了在众人面前“炫耀”的资本，沾沾自喜，大有“一览众山小”的自我膨胀之感。
骨铲是用牛肩胛骨做毛坯，经过切割并磨制而成。外形呈近梯形，两面磨制光滑，刃部两侧突出，中间因长期使用被磨成凹缺状。其长9.7厘米，最宽7厘米。骨铲的发现令我惊奇：古代人的用具与我们现代人的木铲相差无几。农村人用的铁锨等农具，在粘上泥土使用不便时，就要用专门准备的木铲来铲掉。据专家推测，骨铲在商周时期功能多样，主要用于制革，铲除或刮掉皮革上的腐肉；亦可作为农具，用于收割、点播种子或脱粒等。当时，发现这件骨铲，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正当我赞叹骨铲设计精巧、刃口锋利时，F同学抢着从我手中拿走了它，准备用它去蹭粘在铁锹上的泥土，幸被权奎山老师立即制止：“文物怎么能随意捣鼓呢？”吃一堑，长一智，大家相互诫勉，对文物必须珍视的观念铭刻于心，以后再未发生过此类事件。
图2 H20出土骨铲，长9.7厘米，刃部有明显使用磨损
2018年2月16日春节，是周原博物院展厅开馆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赶去距家以西约一公里的博物院展厅参观，看见展柜里的这件骨铲时，心情十分激动，触景生情，发生在它身上的这件小事，就像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于是，我拍了张照片，当晚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及QQ个人空间，并写下了这段文字：
“这件骨铲，出土于四十二年前陕西扶风周原云塘制骨作坊遗址。当时我们刚刚参加考古培训班不久，对文物知识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文字表面，深层次的感悟完全谈不上。骨铲刚出土，一位学员就将它拿来准备蹭铁锹，‘古为今用’，被老师立即制止。今天在周原博物院展厅看见它，回想起骨铲出土时的情景，以及当时对待文物的轻视和对文物知识的浅薄，我感到非常自责。光阴荏苒，时至今日，我想，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与了解文物本身一样，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段文字引来了不少同行和朋友的共鸣。
牛首配饰的发现纯属偶然。我首先看到的是一点绿色的斑点，随即马上放下手中的镐头，忘情地趴在地上，用毛刷和竹签轻轻地将它从泥土中剔取出来，欣喜若狂。我仔细端详：它巨口长角，横目竖耳，卷鼻肥腮，造型逼真、十分可爱。回家时，正与我母亲聊天的街坊邻居问及有没有挖到“宝”？我告诉他们挖到了一枚“牛头”。他们都很惊讶，有人问：“牛头总得有百十斤重，你怎么抱得动？”我说：“这个‘牛头’，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牛头，是贴附于其他大件之上的一枚小小配件，只有两三厘米大小。”说着，我用手势比划了一下，这才引来大家一阵“哈哈”大笑。考古随时都会遇到有趣的故事，能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这一点儿也不假。
（图3 H20出土铜牛首配饰，高约2.5厘米，造型生动）
六、走出周原：从周原腹地走向三峡烟雨
三个月的“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转眼就结束了。通过这期培训，我们系统掌握了考古各项基础技能：布设探方、做好田野日常记录、辨别土质土色、划分地层、整理处理遗物、清理发掘遗迹、绘制探方及遗迹图等，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这只是我们步入考古工作的第一步，开局十分顺利，也为日后终身从事考古事业筑牢了根基。
当然，虽说在培训班收获很大、进步明显，但我们深知考古是一门精深严谨的学问，想要达到专业高度，仍需付出加倍努力。我暗暗自省，自己仍有不少短板：复杂地层分界线把握不准，个别探方内遗迹单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难以理清，对各类遗迹与器物的性质认知仍需提升……考古之路，着实任重而道远。
1976年6月12日，岐山县隆重举办“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结业典礼。会上，国家文物局及省、市相关领导先后致贺词，多名学员代表也上台发言，分享学习体会、汇报学习成果与收获。早在结业之前的6月7日，就在岐山县人民剧院举办了培训班成果现场观摩交流会。本次会议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规格颇高，参会人员涵盖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文物部门，以及十所大学考古专业的相关人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兹德先生亲临观摩会，并作重要讲话。
后来我们在周原遗址工作生活了数年。伴随着全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走出周原故土，奔赴更广阔的田野大地，一步步追寻并实现着心中的考古梦想。
经俞伟超先生引荐，及宝鸡市文物局主管科长的举荐，我先后参加了北京大学赵化成老师主持的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与整理、国家博物馆主持的山西垣曲商代古城钻探与发掘工作。此外，我还参与了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西安市区汉唐墓地、宝鸡扶风法门寺地宫等多项重要考古发掘。离开陕西后，我又相继参加了广东高明古耶遗址（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南水北调河北段等考古项目。尤其在三峡库区考古发掘期间，我带领陕西周原的一批技工，参与了重庆唯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大溪遗址，以及被誉为“巴王陵寝”的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在此过程中，我充分运用在周原学到的考古技能，协助领队解决田野发掘中的疑难问题，得到了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领导与同事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我自身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外工作期间，孤独与寂寞反而成为我静心读书、刻苦学习的动力。尽管条件有限、资料不足，我仍坚持自学历史、哲学、佛教、道教等相关知识，重点研读了张岂之《中国思想史》、方立天《佛教哲学》、苏秉琦区系类型学理论等重要著作。通过不断学习积累，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并尝试撰写专业文章，曾在国家级报刊和地方期刊合作发表论文、简报多篇。如今，我仍然在为考古事业发挥余热。
七、周专自白：一个没上过大学的“老考古”
我的考古之路，是从周原开始的。我对周原怀有深厚感情，一草一木都难以忘怀。记得我第一次发表的文章《考古技工：一个被忽视已久的群体》，用的笔名就叫“周专”。其意有三：其一，我是周原人；其二，周原的文化底蕴极其丰厚；其三，周原的砖头最古老。当时商代的砖块尚未发现，周原发现的砖块是最早的，故取“周原砖头”的谐音“周专”为笔名。文章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14日。文章是由复旦大学高蒙河先生帮我推荐给编辑部的，编辑弄错了，在名字“周专”前面还加了“复旦大学”——可惜咱没上过大学。
——2023年10月15日于重庆市巫山县巫山博物馆
*原载于《考古周原》——筚路蓝缕80年，本次转载作者对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执笔：徐克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