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证实，唐代夔州城址始终位于白帝城一带。直至北宋咸平年间之前，其行政中心虽在白帝城与宝塔坪之间几经迁徙，却从未向西跨越梅溪河延伸至永安镇老城区域。这一地理事实表明，杜甫寓居夔州时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白帝城与草堂河（东瀼）一带，其行迹与诗歌创作空间不可能越过现今的梅溪河。因此，诗中所提及的“瀼水”应指草堂河，而“瀼东”“瀼西”自然便是草堂河的东西两岸。
白帝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夔州作为长江三峡西端的军事重镇与文化名城，其城址变迁不仅映射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演进，更与诗圣杜甫晚年在此的创作活动息息相关。本文将系统梳理夔州城址在唐宋时期的演变，详尽考察杜甫居所的变迁与活动范围，并深入分析这些地理空间因素对其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
“公孙述至鱼复，有白龙出井中，因号鱼复为白帝城。”[1]“名之为白帝。”[2]并建赤岬城，“因山据势，周回七里一百四十步，东高二百丈，西北高千丈。南连基白帝，山甚高大”[3]。《初学记》卷二十四引《荆州图记》曰：“鱼复县西北赤甲城，东南连白帝城，西临大江。”[4]
这是目前所知夔州较早有明确记载的城市建制。该城垣规模宏大，分布于今鸡公山、白帝山及两山间山坳处，并在白帝城西北新建赤岬城，奠定了夔州连城的基础。此举有效控制了川楚要津的峡江水路，对长江北岸的陆路也进行了充分管控，体现了早期关城规划的科学性与成熟性。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兵败东吴后退守鱼复县，将其更名为永安县，并在白帝城西七里的今宝塔坪一带，修建了永安宫城。这一时期的城防思路为后世陆腾所继承，《北周书》记载：“信州旧居白帝，腾更于刘备故宫南，八阵之北，临江岸筑城，移置信州。”[5]这一格局的改变，反映出夔州的防御方向除了下游以外，更强化了对巴地内部的防御力度。永安宫城的建立使夔州形成了从瞿塘峡口到梅溪河一带的控江防御体系，对吴国形成了有效威慑，正如《三国志》记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6]
北周天和元年（566年），信州刺史陆腾将州署从白帝城迁至永安宫南五十步，这一举措强化了对巴人势力的控制，几乎彻底瓦解了巴人在三峡的势力。十余年后，宣政元年（578年）或建德五年（576年），王述将州署又迁回白帝城。“州初在瀼西之平上，宇文氏建德中，王述徙白帝城，今衙是也。东南斗上二百七十步，得白帝庙。”[7]王述所徙白帝城，实为子城（衙署），位于白帝山北侧，即今风雨廊桥南桥头偏东处。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行政中心在白帝山头、山坳、鸡公山及宝塔坪之间迁移，但空间上主要集中在瞿塘峡口与宝塔坪一带。
唐代的夔州城址延续了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空间格局，行政中心仍在白帝城区域。唐贞观十四年（640年），改夔州总管府为夔州都督府，下辖归、夔、忠、万、涪、渝、南七州，都督为从三品。《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一引《元和郡县图志》谓：“白帝山，即州城所据也，与赤甲山接……城周回七里，因江为池，东临瀼溪，惟北一面小差逶迤，羊肠数转然后得上。”[8]此处“瀼溪”即东瀼（今草堂河），唐夔州府衙踞于白帝山上，东面紧邻瀼水，恰可反证唐代夔州城位于草堂河东岸，而非后世所称的“瀼西”（梅溪河西岸永安镇）。该段文献有两个信息特别值得重视：其一，唐夔州府衙在白帝山上，可能为王述所徙之处；其二，今鸡公山或子阳山，在唐代仍称赤甲山。唐代的白帝城已发展为一座完整的城防体系，城内由白帝山、鸡公山及其间的平地组成。考古清理出的唐代排水管道、房址、城门、城墙等遗迹，确认了唐代夔州城仍存续着两城相联的传统格局。
考古发现白帝城遗址存有唐代寺庙等建筑遗存。这些发现完整展现了白帝城作为军事城堡的格局与功能，是峡江地区古代城址发展演变的重要见证。
三峡白帝城白帝庙
5. 北宋：丁谓移城，夔州路治所的最终确立
宋代以前，夔州城多设于梅溪河东的白帝城，仅偶有短暂迁至宝塔坪的记载。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夔州路治所正式由白帝城迁至永安镇，“徙置夔州城砦，皆（丁）谓所经画也”[9]。这场历时多年的浩大工程，实酝酿于咸平四年（1001年）。当时分峡路设梓州路，并将原峡路更名为夔州路，丁谓出任夔路转运使。丁谓，字谓之（后改公言），苏州人，为北宋真宗朝重臣，后官至宰相，封晋国公。其人评价复杂，虽有“五鬼”之名，却才干卓绝，尤擅营城、理财与应变。
《丁晋公移城记》载：“雉堞登降，闾阎重复，倚山抱江，逶迤数里，而南北咫尺，冲门比屋，构之磴道，往往编苫架竹，居无巷市，无阡陌，或人火为灾，则东西路绝，扑灭无所，层甍叠栋，尽煨烬而后已。”[10]此记从交通、居住、安全及火灾隐患等角度，揭示了旧夔州城的窘迫，凸显迁城之必要。更关键的是，白帝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若地方势力据险自重，将对中央构成潜在威胁。北宋初年，西南边疆治理挑战重重。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叛乱爆发，宋真宗为平叛，征调施、黔、高、溪州等土司武装。然这些少数民族武装因长期受压，不堪重负，竟倒戈为寇，反成新患。迁城之举，既可自证清白，消弭朝廷疑虑，也为夔州古城奠定千年格局，充分彰显丁谓“务实”的为官之道。
在安定地方之余，丁谓创“以粟易盐”[11]之法，成功平定并较为彻底地解决了溪州蛮等湘鄂西少数民族的动乱。丁谓移城前，考古显示永安镇老城地貌由三条山脊与两条大沟构成。除奉师附小一带海拔达140米外，其余山脊高程均低于126米，常年受江水倒灌与山洪肆虐。附小等高岗地带形成战国至汉唐时期的墓地，其余区域几无人迹。杜甫流寓夔州的晚唐时期，此地仍为荒野湿地。梅溪河西的永安镇老城一带，蒿草丛生，万难以“瀼西”称之。
自咸平年间启动移城工程，历经“移山、架涵、填沟”等举措，数十年的持续努力，终使此地衍升为“沿江一带多断石，唯夔州稍平尔”[12]的城市地貌。这座北宋年间兴建的夔州新城，若能在城市格局之外，添一座“丁公祠”与一通“丁晋公移城记”的巨碑，则更能体现夔州之地的古朴风韵与历史厚度。
初到夔州，杜甫在夔州刺史王崟的安排下，住进白帝山腰的府衙客堂。该客堂位于白帝山北麓的今风雨廊桥南桥头，背靠白帝山郁郁葱葱的森林。王崟还安排仆人阿段、信行照顾杜甫一家人，体现了当地官员对这位著名诗人的礼遇。
永泰元年（765）冬入夔，次年改元大历，大历元年（766）秋，夔州都督柏茂琳到任后，将杜甫接到西阁居住。西阁位于白帝山西南侧山坳，临近瞿塘峡口滟滪堆的后方，是杜甫在夔州的第二个居所。此期间，杜甫创作了《秋兴八首》等不朽诗篇。
因购买瀼西果园一事一时未落实，且西阁为公共建筑物，不宜久居，加之“峡口风常急，江流气不平”，对杜甫的身体不利，他于大历二年（767年）春迁居赤甲。赤甲宅位于夔州城东北山腰高处，背靠赤甲山（今子阳山），屋前是联通川楚的大路，山下的瀼溪（东瀼，今草堂河）经白盐、赤甲两山之间汇入瞿塘峡口。这一短暂停留为杜甫提供了赤甲山的景观体验，成为其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
大历二年（767年）暮春，杜甫在夔州购买了四十亩果园，位于瀼水西岸的临水台地，即“瀼西”。此时，杜甫的居所分为两处：瀼西草堂与东屯茅屋。瀼西草堂位于夔州城东南，具体在白帝小学东南一带，生活相对安定。东屯位于夔州城东侧的草堂果园处，有大片官营稻田，连绵百余公顷。经当地刺史柏茂琳推荐，杜甫就任官田检校一职，负责管理东屯官田，以此获得相对固定的收入。
陆游《东屯高斋记》云："少陵居夔，三徙居，皆名高斋。其诗次水门者，白帝城之高斋也；依药饵者，瀼西之高斋也；见一川者，东屯之高斋也。”[13]陆游所举"三徙"，"次水门"扣白帝城一带临江高斋，杜甫此期先后居山腰客堂与西阁，均在白帝山，属"次水门"范围；"依药饵"陆文本人明指瀼西，"见一川"则指东屯。陆游未计初至之客堂，亦未单列赤甲短居——赤甲一寓在大历二年春，介于西阁与瀼西之间，为时甚暂，故不入陆氏"三徙"之数。综考杜集与行迹，杜甫寓夔实为"四徙五居"：客堂、西阁、赤甲、瀼西、东屯。这些居所形成了一个以夔州城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居住网络。从夔州城到东屯约3.5公里，瀼西位于赤甲与客堂之间，彼此距离不足1公里，西阁稍远，亦在1.5公里以内。这些距离在唐代交通条件下，构成了杜甫在夔州期间的活动范围，其城内活动空间大约一平方公里左右，正与杜甫年老多病的身体状况契合。
宋摹《蜀川胜概图》夔州段，所标东屯、赤甲、白帝、西市、东瀼等名，与杜甫诗作高度吻合
来源：四川大学馆藏
夔州城远离战乱的相对封闭性为杜甫提供了稳定的生活环境，使其在漂泊中实现了创作高峰。据记载，杜甫在夔州期间创作了430余首诗，占其传世作品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种创作爆发与夔州城的空间特性密切相关——它既是一个军事重镇，又是一个相对安静的避难所，为杜甫提供了创作所需的地理与心理空间。
位于三峡廊道关键节点的夔州城址，历代的变迁形成了丰富的历史层积，为杜甫的怀古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从汉代赤甲城到三国永安宫城，再到南北朝时期的州署迁移，这些历史痕迹在杜甫的诗作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如《咏怀古迹》中对宋玉、昭君、刘备、诸葛亮的凭吊，正是基于夔州地区的历史遗迹。
杜甫在夔州诗中常用“空”与“虚”两字刻画所见遗迹，如《上白帝城二首》“白帝空祠庙，孤云自往来”，《咏怀古迹》“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武侯庙》“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等。这些描写不仅反映了历史车轮如滔滔江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一去不复返，更表达了杜甫对历史兴亡的思考与对盛唐逝去的哀悼。
夔州作为长江上游军事重镇，其防御功能与地理位置对杜甫的家国情怀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在《秋兴八首》中写道：“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将夔州与长安联系起来，通过地理空间的对比，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杜甫在夔州期间创作的边塞诗与漂泊叙事，也与夔州的军事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如《东屯月夜》中“抱疾漂萍老，防边旧谷屯”的描写，既反映了杜甫的个人境遇，也体现了夔州作为军事要地的历史功能。
夔州的自然地理特征为杜甫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意象来源。如《登高》中“风急天高猿啸哀”直接描绘了瞿塘峡口的自然景观；《夔州歌·其四》中“赤甲白盐俱刺天”则形象地刻画了赤甲山与白盐山的高耸入云；《东屯》中“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则展现了东屯地区的农耕景象。
这些自然地理意象不仅丰富了杜甫诗歌的视觉表现，更通过“自然”与“人文”的结合，深化了诗歌的意境与情感表达。杜甫在夔州的诗歌创作，实现了地理空间与文学想象的完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夔州诗”风格。
白帝城遗址及周边环境
夔州城址千年来的空间流变，从汉代赤甲城到唐代夔州城，展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制的历史变迁与地域特色。这些变迁不仅反映了政治、军事与经济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为杜甫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地理与历史背景。
杜甫在夔州期间的居所变化与活动范围，从夔州城内的山腰客堂、西阁、赤甲山居、瀼西到城郊东屯，构成了一个以夔州城为中心的地理活动网络。这一范围虽在空间上相对局限，但通过杜甫的诗歌创作，却拓展为无限的文学想象空间。
夔州城址流变对杜甫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空间封闭性为杜甫提供了稳定的生活环境，促使其创作爆发；二是历史层积为杜甫的怀古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三是军事地理激发了杜甫的家国情怀；四是自然地理为杜甫的诗歌意象提供了生动来源；五是老病羁旅逼其对自己人生做最后的总结。这些影响共同塑造了杜甫在夔州期间的诗歌风格与主题，使其成为唐代诗歌史上的重要篇章。
杜甫在夔州城的寓居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也通过其诗歌将夔州城的历史与地理价值推向了更高的文化层面。今天，当我们站在当代赤甲山上的三峡之巅，或漫步于白帝城的遗址内，仍能感受到杜甫诗歌中所蕴含的历史厚重感与地理空间感，这是夔州城址流变与杜甫寓夔活动共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八，中华书局，2007年，第2871页。
[2][3]（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777页。
[4]（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十四《城郭第二》，中华书局，2004年，第566页。
[5]（唐）令狐德棻等编纂，刘安志修订：《北周书》卷四十九，中华书局，2022年，第890页。
[6]（西晋）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864页。
[7]（唐）李贻孙著，清·董诰等编：《夔州都督府记》，《全唐文》卷五百四十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5515页。
[8]（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 年，“阙卷逸文”卷一《夔州》，第 1057 页。
[9][11]（元）脱脱等:《宋史》 卷 283 《丁谓传》 , 中华书局, 1985 年, 第 9566 页。
[10]（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七引丁谓《移城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60页。
[12] 南宋以来，“平”成为夔州地貌的共识。如：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九·夔州：“沿峡皆禹开凿而成，故多断石而少平土，惟夔州稍平尔。”明末·钱谦益《钱注杜诗》：“沿峡皆凿石而成，少平土，惟夔州稍平耳。”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沿峡皆禹开凿而成，故多断石而少平土，惟夔州稍平尔。”清·杨伦《杜诗镜铨》：“三峡皆凿石，少平土，惟夔州稍平。”明·正德《夔州府志》：“峡中皆石，惟郡治地稍平旷。”清·道光《夔州府志》：“禹功饶断石，土微平者独夔州。”
[13]（南宋）陆游：《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十七，《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2134页。
本文原刊于《秋兴》第三十七期（特刊），此为公众号转载修订版。
文稿：袁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