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坐落于泉州东南、晋江出海口北岸的福建泉州蟳(xún)埔村,凭借簪花习俗走红全网。众多影视明星的蟳埔簪花造型刷屏社交平台,“今生戴花,来世漂亮”这句民俗祝语广为流传,大批游客奔赴这座闽南渔村,只为体验标志性的簪花围:各色鲜花串编成花环盘绕发髻,行走之间宛若一座流动的微型花园。这便是声名远扬的蟳埔女簪花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有“千年簪花活化石”之美誉,常被视作独属于闽南的温柔浪漫。

现代泉州簪花(图片来源: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微博)
然而学界与社会大众多视簪花为闽南特有民俗,或将其简单归为唐宋遗俗,实则不然。中国人头戴鲜花的妆饰传统,溯源远比大众认知更为久远,在漫长历史中历经性别、礼制、审美多重演变,遍及南北各地,有着完整清晰的发展脉络。
簪花习俗并非一蹴而就,自先秦萌芽肇始,历经历朝演化,从贵族妆饰逐步走向全民风尚,又随时代更迭盛衰起落,兼具世俗审美与礼制象征双重内涵。
秦代已有宫廷簪花雏形。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冠子之制始于秦始皇,宫廷三妃九嫔按规制佩戴芙蓉冠,冠上点缀五色通草苏朵子,也就是后世所称通草花,是早期人造簪花见于文献的明确记载。
至汉代,南方民间簪花习俗已然成型。西汉陆贾所著《南越行记》转引自[清]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及其他七种》留下佐证:“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彼时簪花基本为女性专属妆饰,融入日常梳妆体系,尚未纳入官方礼仪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簪花日渐常态化,成为女子普遍的日常妆扮;更具时代特色的是,男性簪花自此兴起,成为文人雅士的风雅标识。《答新渝侯和诗书》中“九梁插花,步摇为古”,是现存最早记述男子簪花的文字史料;“九梁插花”一度成为魏晋名士风流的典型符号。
唐代是簪花风俗全面兴盛的时代,妆饰属性与礼制属性并行发展。女子簪花发展至鼎盛,周昉传世名作《簪花仕女图》直观定格盛唐贵妇满头牡丹、雍容华美的簪花盛景,民间更是盛行斗花游乐之风。与此同时,男性簪花走向制度化:曲江宴上,新科进士盛行探花簪花;帝王时常赐花予朝臣,簪花成为仕途顺遂、蒙受恩宠的荣耀象征。王维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亦生动记录了唐代重阳时节男子头戴茱萸簪饰的民间习俗。

唐·周昉 《簪花仕女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横屏观看)
两宋堪称全民簪花的鼎盛时期。《宋史·舆服志五》明文界定:“幞头簪花,谓之簪戴”。每逢皇家祭祀大典、宫廷御宴,文武百官必须依规簪花,违制甚至会遭到弹劾。诗句“万数簪花满御街”,描摹出皇帝出游设宴之时,御街之上簪花之人摩肩接踵的盛大场面。苏轼“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更是脍炙人口的写照。上至帝王公卿、文人墨客,下至市井商贩、役卒平民,不分阶层,皆可簪花。苏汉臣《货郎图》亦是宋代簪花文化极具代表性的艺术遗存。

北宋·苏汉臣《货郎图》局部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宋·苏汉臣《货郎图》局部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代簪花整体趋于式微,仅重大岁时节庆偶有保留。入明以后,男子簪花逐步退出日常世俗生活,仅宫廷典礼、文人雅集偶见遗存,陈洪绶《升庵簪花图》便借杨慎簪花之举,寄托文人失意困顿的心绪;民间女子簪花依旧盛行,除新鲜花卉之外,绒花、通草等仿生工艺花不断迭代精进,样式愈发精巧。

明·陈洪绶《升庵簪花图》局部(现藏故宫博物院)
及至清代,簪花彻底回归女性专属妆饰,工艺簪花走向精细化、奢华化发展路径,男性簪花仅见于戏曲扮相、立春“鞭春牛”等民俗仪式中。民间女子日常多簪茉莉、素馨、绒花等素雅饰物;宫廷贵族则盛行点翠、珠花等繁复精工的簪花样式,极尽精巧富丽。
东汉时期巴蜀地区出土大量簪花陶俑,是目前国内可考簪花习俗较早的实物实证,填补了文献之外的民俗实物空白。汉代大一统背景下,豪强地主拥有大量田产,形成自给性强的独立庄园经济,是汉魏六朝社会生产的核心形态之一。彼时墓葬常随葬大量人物陶俑、建筑模型明器,用以摹仿墓主生前庄园生活图景,簪花人物俑即为其中典型随葬品类。
拍乐俑LM2:69,女俑,泥质灰陶,跽坐。头梳高髻,前梳双环发型,裹巾,簪花2朵;浓眉大目,嘴角上翘,面带笑容;身着右衽窄袖长裙,束腰,挽袖;右手半握屈臂略前伸,左手前臂抬起持圆形乐器,作拍击状。高43cm。


拍乐俑LM2:57,女俑,泥质灰陶,跽坐。头梳高髻,裹巾,插笄,前额饰大花一朵,簪花及花骨朵;嘴角上翘,面带笑容;身着右衽窄袖长裙,束腰,挽袖;右手半握屈臂略前伸,左手前臂抬起持圆形乐器,作拍击状。高44cm。


舞俑M6:22,女俑,泥质灰陶,跽坐。梳髻,簪花1朵,束巾;面露微笑,头微左倾;亵衣圆领,中衣、深衣交领右衽,宽袖,束腰,下摆呈裙状;左手掖袖提裙,右手平举,右腿前伸,作舞蹈状。高44cm。


抚耳俑M6:35,女俑,泥质灰陶,跽坐。梳高髻,簪花1朵,束巾;面露微笑;亵衣圆领,中衣、深衣交领右衽,深衣袖有荷叶形褶边,中衣宽袖至腕,束腰及地;右手按膝,左手放于耳边,作倾听状。高36cm。


执镜俑M6:51,女俑,泥质红陶,站立。梳山形髻,束巾,簪花4朵;面露微笑;外衣交领右衽,袖有褶边,窄袖至腕,束腰及地;右手执镜,左手平举(所持物已缺失,推测为梳妆用具)。高44cm。


跪坐俑M6:34,女俑,泥质灰陶,跽坐。梳高髻,束巾;面露微笑;亵衣圆领,中衣、深衣交领右衽,束腰;手臂已残。高38cm。


抚耳俑M27:28,女俑,夹细砂红陶,跽坐。梳高髻,簪花1朵;面露微笑;中衣、深衣交领右衽,深衣袖为荷叶形褶边,及地;右手按膝,左手上举(已残,原应放于耳边作倾听状);可见合范痕。高37cm。


执便面提袋俑M12:3,男俑,泥质红陶。头戴帽,帽上簪花;面容安详;亵衣圆领,外衣交领右衽,窄袖,束腰及地;右手执便面(中有星形图案),左手提袋(袋口下垂,袋底饰卷云纹,袋口露出双带);可见合范痕。高48.8cm。


击鼓俑M11:1,女俑,泥质灰陶,跽坐。梳山形髻,簪花5朵,额前佩饰;面露微笑;亵衣圆领,中衣、深衣交领右衽,窄袖至肘,束腰及地;双膝上置鼓,左手抚鼓,右手上举,作击鼓状。高39cm。


抚琴俑M11:13,女俑,泥质灰陶,跽坐。梳山形髻,簪花4朵,额前佩饰;亵衣圆领,中衣、深衣交领右衽,窄袖,束腰及地;双手抚膝上之琴。高38.8cm。


抚耳俑M11:2,女俑,泥质灰陶,跽坐。梳山形髻,簪花4朵,额前佩饰;面露微笑;亵衣圆领,中衣、深衣交领右衽,外衣袖有荷叶形褶边,中衣宽袖至腕,束腰及地,下摆有花边;右手按膝,左手放于耳边作倾听状。高35.6cm。


农妇俑M11:20,女俑,泥质灰陶。梳山形髻,簪花3朵;面容安详;亵衣圆领,外衣交领右衽,窄袖,束腰;左手执箕,右手执铲。高47.5cm。


执便面提袋俑M11:30,女俑,泥质灰陶。梳山形髻,簪花3朵,束巾;面容安详;亵衣圆领,中衣、深衣交领右衽,宽袖,束腰及地;右手执便面,左手提袋(袋口向下)。高53cm。


跽坐俑M260:7,女俑,泥质灰陶,跽坐。梳山形髻,簪花3朵;面露微笑;亵衣圆领,中衣、深衣交领右衽,窄袖,束腰及地;右手腕戴镯,作取拿状,左手持椭圆形盘(盘上有面点)。高45.6cm。


执鱼俑M260:16,女俑,泥质灰陶。梳山形髻,簪花3朵;面容安详;亵衣圆领,中衣、深衣交领右衽,窄袖至肘,束腰及地;脚穿履;左手置于腰间,右手执三条鱼。高51.8cm。


簪花女俑头M261:10,女俑,泥质灰陶。梳山形髻,束巾,簪花3朵;面露微笑;两耳佩饰。残高24cm。


簪花女俑头M261:11,女俑,泥质灰陶。梳山形髻,束巾,簪花3朵;面露微笑;两耳佩饰。残高24.2cm。


汉俑证源流,簪花续千年。重庆地区出土的汉代簪花陶俑绝非孤立零散的丧葬明器,而是长江上游早期簪花民俗最直观的考古实证——它们填补了西南地区簪花习俗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实物链条,将国人簪花审美传统的实物纪年向前推进至东汉,印证簪花习俗早在彼时已扎根巴渝民间。
从东汉巴渝陶俑鬓边小小的泥塑花朵,到唐宋举国簪花的盛世风雅,再到如今以蟳埔簪花围为代表的非遗活态传承,一枚鬓边簪花,串联起中国人跨越两千余年的花木情结,映照历代礼制更迭、社会风尚与审美取向的演变轨迹。考古器物从来不是冰冷的残陶旧物,重庆汉代簪花陶俑以沉默的物证道出朴素真谛:爱美自古无关时代、不拘性别,一朵鬓边繁花,便是绵延千载、生生不息的中式浪漫。
[1] [清]梁廷楠著,杨伟群校点. 南越五主传及其他七种[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57.
[2] [南朝]萧纲. 答新渝侯和诗书[M]//严可均辑. 全梁文. 光绪二十年刻本:卷一二.
[3] [后唐]马缟. 中华古今注:卷上[M].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4] [元]脱脱等. 宋史:卷一百五十三·舆服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卢秀文. 敦煌壁画中的妇女首饰簪花——妆饰文化研究之六[J]. 敦煌研究,2007(6):89-96.
[6] 杨旭红. 宋代男子簪花礼俗研究[D]. 沈阳:辽宁大学,2016.
[7]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 重庆丰都县火地湾、林口墓地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13(3):45-56.
[8]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 忠县将军村(花灯坟)墓群[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5.
[9]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 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图文:戴胜男 吴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