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仰韶遗址的正式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序幕，地层学与类型学自此确立为我国近代以来田野考古的核心研究范式。这套考古学术体系随抗战西迁传入长江三峡地区，深刻改变了峡江地区以往依托金石考据、实地访古的传统文物调查模式。1945年长寿人程耕道撰写的《长寿定慧寺汉墓发掘报告》[1]，原始文书保存于长寿地方官方档案，是抗战时期三峡尾闾县级官方组织文物清理留存的一手文字档案。本文对该篇民国时期的“发掘报告”进行系统梳理，探究其在三峡考古发展中的史料价值。
长江干流沿长寿南部边缘过境，县域地处三峡西端，是秦汉江州向东延伸的沿江聚居地带。长江阶地土质松软，常年受江水冲刷、岸坡滑坡影响，汉代墓葬频繁暴露于江边。近代以前，峡江文人对出土古物仅作访碑、拓印、收藏式金石记录，缺乏分层清理、器物登记、拍照绘图等现代田野考古范式与保护意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国立中央大学等学术机构随之入川[2]，大批学者沿长江踏查古墓葬、古遗址，现代文物保护与田野记录理念由此逐步传入川东沿江县域。如1940年4月，由卫聚贤、郭沫若、马衡、常任侠、沙孟海等知名学者共同考察、清理的"江北延光四年汉墓”[3]，郭沫若还为此写下多首题咏，推动了近代科学考古在川东及峡江地区的传播。但彼时整个三峡流域无专职文物管理机构，洪水侵蚀、民间私掘持续损毁大量江岸古墓，文物存续形势严峻。
1944年12月4日，长寿文教人士程耕道于定慧寺藏经楼后方青龙岭发现暴露汉墓。该墓系江水侧蚀所致，墓前穹窿孔道早颓，“墓后数十步之小土墙基与冢基上之路阶，系用此墓之砖砌成”，足见当时民间保护意识之淡薄。程耕道随即向县长鲜炽贤呈报。1945年3月9日，长寿县古物采掘委员会在县府成立，推举县长鲜炽贤任主任委员，张宾吾（清进士、时任参议员）任副主任委员，黄佛公（参议长）、黄楚樵（参议员）、曹既生（乐群中学校长）、邹延哲（县党部书记长）、程蜀龙（青年团干事长）为常务委员，并议定以程蜀龙兼总干事。委员会统筹处置发掘事宜，专门设置现场监视小组管控发掘全过程。3月18日清理启动，黄楚樵、顾苏人（卫生院院长）、刘明敬（教育科长）、程蜀龙等现场监视。首日掘得排水沟及墓门砖壁，“继将残存之砖取下，排去积土，即见基底仍以砖块平铺底面。寻此进掘，即次第获得殉葬遗物。”遗物以第二日为最多，至3月23日“全穴掘完”，历时六日。全程逐日记录、统一编号造册，保留了珍贵的基层清理档案。
图一 定慧寺汉墓地理位置示意图
清理结束后墓室回填封护，出土文物移交县立图书馆，墓址由河街镇公所与警察分驻所巡护。全部记录汇总为《长寿定慧寺汉墓发掘报告》，归档县府。1985年《长寿县志》全文收录，并附马衡[4]考释信函，形成双重留存。本次清理虽借鉴战时新式田野考古思路，但全程无专业考古学者主持，发掘报告缺失墓室测绘、地层描述、分类整理等专业要素，属战时县域自发清理记录，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考古报告。
墓葬坐落长寿河街定慧寺藏经楼后方青龙岭长江阶地，“东南面江，西北背城，左右山势环卫，江水涌流”。整体为券顶砖室汉墓，独立墓道连通主墓室，墓外配套人工排水沟疏导地下水，减少墓室积水损毁遗物。墓体通体模印青砖砌筑，分为榫卯拱顶砖与平砖两类，分别用于穹窿顶、墓壁与地面铺砌。
发掘前，该墓墓砖已被周边居民用作墙基、路阶，墓室结构局部受损。墓中积土深厚，“细观其断面，有水积层纹”，系长期雨水树根渗浸所致。清理过程中发现人牙二枚、头盖骨一块，“瓦缶及五铢等出现时，或有鲜丽之朱色伴出”，应为下葬所用朱砂。
图二 定慧寺汉墓位置及发掘前墓穴图（1945年绘制）
程耕道将墓砖分为三种，逐一描述其形制与用途：
第一种“富贵万世昌”榫卯砖：“此砖一端作‘富贵’二字，由左至右读，一端作‘万世昌’三字。‘万世’二字合占一格，‘世昌’连‘万’字下顺读，中作‘⊛’与几何影型花纹（疑为‘印纹’之误）。”此种砖“两端各作凸凹之公母接榫，左右侧又作上高下低之梯形，以牢固其衔接”。
第二种“君宜高迁益年增寿”平砖：“一端作‘君宜高迁’四字翻书，一端作‘益年增寿’四字，中大泉五铢钱纹及几何花纹，四面方整，无公母接榫”。
第三种纯几何纹平砖：全属几何花纹，四方无接榫，专用于墓底。
以上三类墓砖与重庆地区已发现汉至六朝时期常见墓砖基本一致，其中榫卯砖主要用于砌筑穹窿顶部分，平砖用于墓壁及平铺底面。此外程耕道特别指出：“此二种墓砖中之吉祥语较多，殊为可贵。大泉五铢钱纹，泉币学者及其谱录，均谓无此钱。今得此钱纹以饰墓砖，正可供泉币学者研究之资料。”这一判断与马衡来函相互印证。
图三 定慧寺汉墓出土砖纹缩图（1945年绘制）
图四 长寿2007年出土汉墓墓砖拓片
原始报告将出土器物分为器皿、禽畜、陶俑、冥屋、金属五大类，具体整理如下：
第一类 陶质礼器与日用器皿
瓦灶一具：已残破，四面有通风方孔，上口有承锅支脚；陶案一具：残破为三块，作长方形，有边及四脚，脚高一寸，“所以陈饮食者”；羽觞二件：又有残片无数。其一完整者“长二寸宽一寸”，其一残破者“长三寸半，作半面浑圆形盖，浮水面易于行进，左右尚各有一较厚之羽状物附着其上，乃古酒器”。程耕道释曰：“酌入酒觞，浮于水中而随流飘荡，所谓‘流觞曲水’及‘飞羽觞而醉月’，皆描写其逐水之情状也。”；瓦豆一件：《诗·大雅·生民》云“于豆于登”，毛传：“木曰豆，瓦曰登。豆，荐菹醢也；登，大羹也。”[5]（按：程耕道原报告引作“登盛大羹”，疑为程氏臆增。）即古祭器；陶钟二口：口均残破，作兽含环瘤耳，古量器也；陶罐一件：仅高二寸许，不识名称用途，乃无釉红陶；陶洗二件：均残破，其一有兽头耳柄，白釉；刻纹瓦缶一件：已残破，口小腹大，有水波花纹刻于口面，带围上，质薄色青灰，击之有声。
第二类 禽畜
陶鸡二件：立姿，白釉、有座，均完整；陶鸟一件：残破不堪，红褐色，有座；陶禽二件：似鸭嘴附背上一圆形物，褐色釉，有光泽；兽头一件：陶质，红色无釉，不辨名称；陶马一件：足短，白釉，残破不堪。
第三类 陶俑
共14件。“俑所以殉葬，以侍奉死者。春秋战国以前，酋长死后，往往以其奴生殉。其后，人道观念发生，春秋以后始以陶作俑代之。宋元以后，又以纸糊人马以代陶俑，相沿至今。”陶俑中坐姿者9件，“有手执仗者，有戴冠者，有手执物者，有似抚琴者”，完整者8件。釉有褐、赭色，“光泽夺目，甚为可爱”。
第四类 冥屋
冥屋顶一件，长四寸，两面有瓦沟形；另有不辨名之圆形残陶圈二件，及白釉有支承脚之方器一件，均属冥屋残存。
第五类 金属
五铢钱4枚：残骸多半，虽生绿锈，仍可辨字迹；货泉1枚：字迹清晰，乃王莽时币；破铜残片数片：有作圆弧形者，“或系镜之边”；有平块作花纹者，“似有鎏，但多为锈所蔽”；铁器1支：腐锈不可辨，长三寸许，折作二段。
程耕道将该墓出土之明器形制、陶器质料、钱币等遗物，与重庆“江北延光四年”墓砖之花纹作风、文字形象分别比对、综合研判，推定该墓为汉代遗存。马衡来函更予确断：“内有五铢货泉等钱，其时代必在西汉末东汉初（当在公孙据蜀时）。”马衡在复函中特别指出墓砖文字的细节：“大泉五铢，古无此钱，盖五铢指重量而言，汉书所谓‘重如其文’也。王莽时有‘大泉五十’，此云‘文泉五铢’[6]，盖以钱为图案随意为之耳，于钱币学上毫无关系也。”
从出土器物类型来看亦可佐证以上论断，如陶器以罐、瓦缶（釜）[7]、洗、钟、豆等日用器皿，羽觞（耳杯）[8]、案、灶、冥屋等祭祀明器，以及随葬大量各类人物俑、禽畜俑，且陶器表面普遍施白、褐、青釉等特征，与蒋晓春先生关于三峡地区秦汉墓葬的分期研究中，新莽至东汉早期砖（石）室墓随葬陶耳杯、案、盘等祭祀明器大量出现，陶器普遍施釉，以及人物俑、禽畜俑、房屋陂塘等模型明器种类迅速丰富等特征基本一致[9]。
报告核心论断：程耕道在报告中进一步推测定慧寺所在区域可能为一处汉代家族墓地：“就此冢观察，其东南面有以石累积一壁。据故老相传云：‘此石壁中本亦同此墓穴，因恐立陇崩下碍及屋宇，乃以石累而障之。’此言颇近情理，且周围多同类砖块嵌入土中。更以全冢测之，此墓仅占全墓四分之一弱，而墓门适当冢边，或系群墓亦未可知。”“汉代为中国文化鼎盛时代，《长寿县志》所载，尚少汉代遗迹。今得此汉墓，知此江流沿岸，在当时已有居民与昌盛文化。藉此进而考知汉时巴地文化风俗、葬仪制度、巴蜀文化，不无裨益。”同时精准预判了峡江文物面临的核心风险：长江岸坡常年受水位涨落侵蚀，沿江古墓极易损毁湮灭。
全部出土器物登记造册，移交长寿县立图书馆永久收藏，定期对外陈列；墓室清理完毕分层回填，河街镇公所与警察分驻所常态化巡查看护，“以存其形制，任人参观”；现场记录、砖文拓片、马衡考释信函统一存入县府官方档案，供后世学人查阅。
马衡来函是这份报告最宝贵的学术旁证之一，既为墓葬断代提供了专业依据，也包含了马衡作为近代考古学奠基人对地方文物保护的深切关怀。程耕道在报告末尾特别致谢：“此次发掘工作，得卫先生聚贤、马院长叔平、董院长作宾、王先生献堂、徐先生文镜诸先生指教良多。”卫聚贤[10]时任战时重庆巴蜀文化研究的组织者之一，马衡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董作宾为甲骨学家，王献堂为金石学家，徐文镜为古文字学者。这批战时内迁重庆的学者群体，构成了长寿汉墓清理的学术后援网络，也折射出抗战时期学术力量西迁对峡江现代考古观念传播的深远影响。
（附1）马院长叔平致编者函
耕道先生大鉴：
顷得来书并汉砖拓本敬悉。长寿发现汉墓，据所示情形似尚完整。内有五铢货泉等钱，其时代必在西汉末东汉初（当在公孙据蜀时）。瓦灶、陶案及瓦俑、禽畜之类，皆明器也。长颈瓶，疑呈钟。其形作
状，乞图以见示。汉代铜器往往于器之带围上刻细浅之文字，此二种不审有之否？须洗净谛视之。墓砖拓三纸，其实祗二种。“君宜高迁”二种同文而范不同。其一曰“富贵万世昌”（富贵二字反文），其一曰“君宜高迁”“益年增寿”，上四字亦反文，“曾”即“增”字，中直出头，而两旁范损，故不易识耳。大泉五铢，古无此钱，盖五铢指重量而言，汉书所谓“重如其文”也。王莽时有“大泉五十”，此云“文泉五铢”，盖以钱为图案随意为之耳，于钱币学上毫无关系也。此项古迹于地方文献大有关系，若听其散失或残毁，则发现之时，即其毁灭之日，殊可痛心。
长寿汉墓发掘初稿
先生好古博雅，谅具同情，宜搜集遗物，悉数由民众教育馆保存。其冢墓构造，亦宜绘图，亦建筑学之资料也。略贡愚见并采择而专复敬颂
台祺
马衡上言 三月二十八日
1945年长寿定慧寺汉墓清理记录的问世，并非孤立的基层文保事件，而是抗战时期峡江地区多元考古实践的一个缩影。1921至1949年间，长江三峡沿线留存的古遗存记录可大体分为三类，其工作主体、完整程度与留存形式差异显著，长寿报告的独特价值，正在于与这三类工作的对比中得以凸显。
三峡地区文物考古工作开始较早。19世纪下半叶，一些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如布朗（J.C.Brown）、贝伯（E.C.Baber）等在重庆地区发现一些石器。1925—1926年，中亚探险队的美国学者纳尔逊（N.C.Nelson）在三峡地区调查石器地点37处（其中12处地点采集到陶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埃德加（J.H.Edgar）也在三峡地区采集到一些石器。此类工作仅限于地面采集[11]。这类工作由境外团队独立完成，无地方政府协同、无本地文物馆藏机制，与长寿定慧寺汉墓发掘保护模式存在本质区别。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内迁西南。1939至1940年，梁思成、刘敦桢率中国营造学社沿三峡考察崖墓、汉阙、古寺，核心工作为建筑拍照与尺寸测绘，只勘察不发掘墓室，亦不系统收集出土器物，成果以《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留存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2]，不属于考古发掘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驻李庄期间，主攻岷江彭山汉墓，未在三峡干流组织墓葬发掘，仅零星人员沿江走访，未形成成文田野档案。卫聚贤在重庆组织的巴蜀文化研究活动于江北、九石岗等地开展崖墓调查，以拓印、地面观察为主，未全面清理墓室，文稿为私人学术随笔。内迁学者虽带来了现代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但其战时工作重心并不在三峡流域的墓葬发掘，更未深入到县级基层的文物清理与保护实践。
奉节、巫山、巴东、云阳、丰都等峡江腹地民国纂修各县方志，其金石、古迹门类仅零散收录民间开山、江岸崩塌掘获古墓、铜器、墓砖文字的零星见闻，未形成系统遗存调查记录，文字简略，仍属于传统金石学范畴。
在上述三类工作中，长寿定慧寺汉墓清理记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它由县级官方机构（长寿县古物采掘委员会）主导，吸纳了乡土文人与基层行政力量共同参与；清理过程实行逐日记录、统一编号造册的标准化操作；清理结束后出土器物移交县立图书馆、墓室回填封护、辖区机构常态化巡护；全部文书纳入县府档案。这一模式，既不同于外籍学者的标本外运，也不同于内迁学人的地面测绘，更区别于方志中寥寥数语的金石随笔，它是一次在战时条件下由基层政权组织、乡土文人主导、学术后援支撑的相对完整的文物清理与保护实践。
百余年来峡江考古形成完整学术脉络，这份1945年的民国清理记录，虽因缺失地层测绘、拍照绘图等详细墓室及器物资料，而不能作为田野分期核心标尺，却具备多层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三峡峡谷段江岸狭窄，大型东汉砖室墓多分布于三峡地区沿江平缓阶地。程耕道在报告中已敏锐意识到：“今得此汉墓，知此江流沿岸，在当时已有居民与昌盛文化。”长寿定慧寺汉墓记载的券顶结构、吉语砖、成套陶质明器、五铢与货泉组合，与后期三峡工程正式发掘的同时期汉墓遗存特征高度吻合[13]，印证秦汉长江干流形成连通性水运文化带，沿江人群商贸、丧葬风俗互通，且高度融入中原王朝统治的大一统格局。
程耕道对墓中堆积成因的观察——“细观其断面，有水积层纹，知系年代久远，雨水和树根渗浸，泥土渐入墓中而积满者”，以及报告整体所揭示的长江水位变动、岸坡侵蚀对沿江墓葬的持续性破坏，与20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报告》将库岸滑坡、蓄水淹没列为文物保护核心风险的研判逻辑高度契合。这份民国地方文人的实地观察文字，成为梳理近代以来峡江文物保护脉络的独家文献佐证。
抗战时期学界调查重心集中于巫山、奉节、万州等峡江中段，三峡尾闾汉代遗存几乎无系统文字记录。这份藏于长寿档案的清理记录，补足了三峡尾端汉墓文字资料缺口。更为可贵的是，程耕道在报告中明确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即将墓砖花纹作风、文字形象，与明器形制、陶器质料、钱币等出土遗物，同重庆“江北延光四年墓砖”进行比对与综合研判。这种跨区域实物比较的思路，在当时县域非专业人员中实属难得，体现了战时学术环境对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潜移默化。
从1945年长寿江滩的简易清理，到1994年三峡工程启动后全国大批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专业人员，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峡江考古完成了从民间自发到国家统筹、从零散记录到多学科协同的历史性跨越。当年马衡在来函中深切担忧“若听其散失或残毁，则发现之时，即其毁灭之日”，这一忧虑在三峡工程阶段转化为制度化、专业化的流域文物保护机制，即国家统筹专项经费，蓄水前完成全域文物普查与分级定级，针对淹没区墓葬、古遗址实施完整发掘与异地搬迁等成套保护方案。
民国长寿定慧寺汉墓清理记录作为峡江留存不多、档案与方志双重保存的抗战时期县级清理文本，拥有不可替代的纵向对比、近代文保史、文物灾变研究价值。程耕道在报告中表达的朴素学术自觉以及马衡信中“此项古迹于地方文献大有关系”的深切关怀，共同记录了现代考古理念传入川东沿江县域的真实过程，见证普通基层官吏、乡土文人自发守护古文明的朴素情怀。
千里长江串联起巴文化、中原文明以及如满天星斗般的华夏“多元一体”文明格局，历代沿江聚落、墓葬、水运遗存完整记录长江上游文明交融历程。从民国长寿江滩一场简陋的基层清理，到覆盖千里峡江的国家级抢救考古工程，再到如今长江文明持续性系统研究，一代代文博人扎根江岸、梳理峡江文脉，完整勾勒出长江上游文明发展图景，这也是三峡考古跨越百年最厚重的价值所在。
注释：
[1] 1985年《长寿县志》第三十四篇《附录四·文物资料选录》，第1252—1257页。
[2] 战时学术机构内迁路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7年先迁昆明，1940年再沿长江转移至四川南溪李庄；中国营造学社1937年北平沦陷后南迁长沙、昆明，1940年随中研院、中央博物院沿长江迁入李庄；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批文，10—11月全校沿长江乘船西迁重庆沙坪坝。参见《四川李庄抗战文化史料汇编》，2005年。
[3] 按汉安帝延光年号共四年（122—125），《后汉书·安帝纪》延光四年三月安帝崩，北乡侯刘懿、汉顺帝相继即位仍沿用延光年号至年底。1940年卫聚贤、郭沫若等清理重庆江北培善桥汉墓，出土纪年砖文曰"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沙孟海《延光四年砖》跋（1940岁暮）详记其事。程耕道原报告及旧方志称"江北延光四年汉墓"，年号本身无误；唯安帝本人卒于延光四年三月，故砖文"延光四年七月"已属北乡侯/顺帝沿用期内，此点可补。
[4] 马衡（1881—1955），字叔平，浙江鄞县人，近代金石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北大考古学科开创者，著《中国金石学概要》；抗战全程统筹故宫文物西迁，推动传统金石学转向现代田野考古，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前驱。
[5] 《毛诗正义》卷一七《大雅·生民》，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0页。
[6] 《长寿县志》收录原文记为“文泉五铢”，疑为墓砖制作工匠误作或转录错。
[7] 程耕道所述：“口小腹大，有水波花纹刻于口面”，应为“釜”，为峡江地区汉墓常见的随葬炊具器物。
[8] 程耕道所述：“浮水面易于行进，左右尚各有一较厚之羽状物附着其上，乃古酒器”，“羽觞”应即“耳杯”，器型、尺寸与考古发掘出土耳杯基本一致，如丰都卡子堡墓群M1、M2，涪陵转转堡墓地M1，涪陵北岩墓群、黄金堡墓地M4、M5、M7等均有出土。
[9] 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5年，第181—183页。
[10]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介山，近代田野考古、古史研究学者，组织巴蜀文化研究活动，沿嘉陵江等地开展崖墓与古遗址调查，1941年撰文《巴蜀文化》，正式提出巴蜀区域考古研究体系，是战时大后方沿江考古调查的核心组织者之一。
[11]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三峡文物保护》，科学出版社，前言。
[12] 《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刘敦桢著）、《西南建筑图说》（梁思成著），为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的两项核心成果，部分内容曾刊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后分别收入《刘敦桢全集》及《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等。
[13] 重庆市文物局编纂：《重庆市志·文物志》（1949—2012）上篇，第二章“古墓葬”第三节“砖室墓”。
文稿：张七昌 火久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