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峡胜迹的描述，古今中外，笔墨不绝。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陆游任夔州通判，次年（1170年）他携家眷由山阴逆流而上，途中作《入蜀记》。初入三峡，他曾如此描述下牢关：
“五鼓尽，解船，过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初冬草木皆青苍不彫，西望重山如阙，江出其间，则所谓下牢谿也。”
七年后（1177年），另一位宋朝士大夫范成大，也过三峡，后在其《吴船录》中记下了见到“巫山十二峰”时的感受：
“两岸悉是奇峰，不可数计，不可以图画摹写，亦不可以言语形容，超妙胜绝，殆有过巫阳处。”
此后书写三峡者，络绎不绝。就在陆游写《入蜀记》的六百九十九年后（1868年），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也来到了三峡，并写下 Itiner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Hoo-Pih, Sze-Chuen and Shen-Se（《湖北、四川、陕西行纪》）一文。今我们对伟烈亚力1868年巴蜀纪行进行翻译、梳理，再将奉节至重庆段文字整理、注释，并配上图片，以飨读者，共见沧桑三峡及巴蜀风貌。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晚年照片
在刚刚离开夔州的时候，伟烈亚力一行就遭遇了小小的插曲，他们船的纤绳被拉断，不过幸好纤夫及时抓住绳索，未造成人员伤亡。当日他们就抵达了庙矶滩[2]，此时峡江两岸的地貌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午行程中，两岸多为高度适中的山丘，坡势缓缓向江面倾斜；至下午，山势逐渐陡峭，地质构造为水平分层的红色砂岩。”
次日清晨，伟烈亚力一行经过东洋子[3]、新军河[4]后，慢慢抵达了云阳。“云阳城池位于左岸，城貌较为简陋，但我们见到了数座规模宏大的庙宇与公共建筑。从江上望去，最为醒目的是‘万寿宫’，即‘江西会馆’，此外，还有‘广东会馆’ ‘黄州会馆’等。我们在此停留时间不长，当日即继续前行，至上游较远处。”
在云阳县城上游不远处，一处名为“下岩”[5]的悬崖，吸引了伟烈亚力一行的关注：“该崖面距江面百余英尺处有一处形状奇特的洞穴，不过此洞已改作佛寺，内有两间较大的殿室；内室后壁上，凿刻有三尊巨大的佛教三圣像。崖壁外侧沿线开凿了一列龛洞，内刻浮雕佛像，有太阳菩萨、如来佛，另有迦叶、阿难、燃灯、地藏以及文殊、普贤等佛像。”
在云阳附近，伟烈亚力一行还留意到峡江地区农作的场景：“田间到处都是农民正在锄理棉苗，植株尚不过数寸高；小麦与大麦正在收割，大片土地种植着烟草，植株仍呈青绿，尚未完全成熟；而有些地方因水位上涨，田地被淹，部分作物已受损。水稻已完成插秧，但田中仍蓄满水。”
晚清时期，匪患不绝，峡江地区多山寨，伟烈亚力也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在此地，我们开始注意到一项在本省相当普遍的做法：在最险峻难达的山顶修筑栅寨与防御性围墙，遇有外敌侵扰，居民便迁往其中避难；平时安定之际，除寺庙住持者外，山顶几乎无人居住，民宅多已迁至交通较为便利之处。”
晚清时期的云阳城一隅
今日长江云阳段两岸的地貌都呈现水平状，伟烈亚力对此也十分好奇。“这一天几乎整日可见两岸延绵的水平砂岩层，可以推想，在水位最高时，这些岩层大多会被淹没。水位虽已开始逐日下降，但尚未达到最高水位。江水涨落并非缓慢而持续的变化，而是不断波动：时涨时落，日或周之间皆有起伏，而且变化迅速而明显。”伟烈亚力认为：这种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地方性；而所谓长期的上涨，不过是多次涨落累积之后所形成的结果。
伟烈亚力一行抵达万县[6]的时候，颇为细致地观察了这个城市，商业繁荣是他对万县的第一印象：“这是自离开宜昌以来，首次见到商贸活动明显兴盛的地方，停泊的船只密集，店铺规模宏大且经营殷实，城镇与居民的整体面貌，都显示出此地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
彼时的苎溪河两岸均有规模颇大的市郊，伟烈亚力认为：“苎溪河发源于西北方向，流经万县县城时，河道由岩石冲刷而成，景观颇为秀丽。清澈的水流沿瀑布落入深潭，随后在一块巨大的砂岩天然石桥下穿过，再经一处岩隙断然落下，汇入下方另一潭中，之后曲折回旋，最终流入长江。洪水时水势强劲，想来任何人工桥梁都难以承受其冲击。因此，人们在河面上修筑了一条通道，由一系列约一英尺见方、间隔约两英尺的石墩组成，实际上就是一排牢固固定在河底的踏脚石。这种过水方式，在这些水流湍急的河段上颇为常见。”或许伟烈亚力未曾翻阅过万县的志书，他所描述的水流现象，正是“万县十景”——“仙桥虹济”（又名“石琴响雪”）的发生地[7]，而更令伟烈亚力没有想到的是，两年之后，他曾坦言的“洪水时水势强劲，想来任何人工桥梁都难以承受其冲击”的地方，竟然建起了一座举世闻名的万州拱桥。
1870年建成的万州拱桥，是此后来往万县摄影师们的拍摄焦点
万县的山水结构，至今仍在延续。“城西侧、与城郊几乎相连之处，有一座突兀醒目的山丘，山顶似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城镇，名为‘天子城’[8]，四周几乎皆为两三百英尺高的陡峭岩壁，仅西北侧有一条小径可供攀登，相传公元220年前后，著名的刘备曾在此驻军。”不过伟烈亚力一行并未登顶“天子城”。
伟烈亚力一行在万县的遭遇颇为传奇。“我们在万县停留期间，四川已故总督骆公[9]的灵柩自成都运来，船队护送其返湖南祖籍安葬，沿途燃放烟火、奏乐、旌旗招展，官员往来致意，场面颇似盛大庆典；与此同时，来自‘交趾支那的法国远征队’[10]顺流而下，其行列朴素低调，与这场隆重的送葬仪式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地方风俗，后者则是带有侵略色彩的考察行为，伟烈亚力这样的对比明显不妥。但是令他有所不知的是，“湄公河勘探队”在他们后来出版的考察记录中，对于双方的相遇，也有专门的文字描述。
在伟烈亚力离开万县之后，他们在“江中遇见数座岩石小岛，其中距城约一英里处，有一座较大的岛屿，名为‘千金岛’”。其实这座岛也叫“千金石”，形同孤岛，夏没冬出，岛上沉积的河沙可以淘金，因此千金石又被称为“黄金岛”，古人有诗曰：“地宝形惟肖，中流玉印浮”，万州著名的“金岛印浮”也由此而来。
在继续上行的途中，伟烈亚力一行路过狐滩[11]、杨何溪[12]等地，所见景观也大为不同，“我们见到多座庙宇巧妙地建在陡直岩壁的洞穴与凹隙之中”，“山势不如下游高峻，耕地较少，但林木更为繁茂。”
抵达石宝寨时，伟烈亚力一行应该是登顶细细游览了一番，“此地得名于山顶所建的一处寨栅，岩石本身名为‘玉印山’，因其形状被认为酷似印章。此山形态颇为秀丽，大体如一枚楔形石块横卧，长约五百英尺，宽约一百五十英尺；寨楼所依之岩壁垂直拔起约百英尺，下部另有约五十英尺的基座。”
晚清时期的石宝寨，山顶的阁楼依旧保存完整。
依伟烈亚力的观察，“石宝寨最为古老之物，是山顶寺庙中的一口铜钟，铸于公元1618年。通往山顶的唯一通道，是依附岩端修建的一座九层楼阁式廊道；廊道底层设有一组面貌狰狞的塑像，象征阴间的守卫，负责引领亡魂进入审判者面前。山顶的寺庙则陈设精细，展示所谓‘十殿阎罗’的景象，并配以各种刑罚图像，而阎罗王居于上方主位。”
伟烈亚力还曾见到一块刻有铭文的石刻，据此石刻记载：山顶围寨在紧急情况下可容纳数千人，不过伟烈亚力推测，若真如此，人数必然相当拥挤。
在伟烈亚力一行继续上行的途中，他们还专门记载了皇华城，“此处江水分流，形成一座周长约七英里的岛屿，四周皆为陡峭岩壁，此地在民间通称‘皇华城’，分流而出的支河称为‘皇华水’，岛屿则名‘皇华洲’”。
对于忠州[13]，伟烈亚力描述甚少，“此城规模不大，但零售贸易颇为活跃，且似有不少文人聚集。从江上望去，最为醒目的是‘魁星楼’”，从晚清时期留下的老照片来看，忠州的魁星楼确实比较突出。
相比较于忠州，伟烈亚力写了不少丰都的文字。“丰都县城建于一小块平地之上，此地最著名的景观无疑是平都山，一座紧邻城后的低山。此山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而且声名尤盛，山中庙宇吸引远近信众前来朝拜。”伟烈亚力对于峡江地区的民间信仰，似乎也很感兴趣，“沿山坡蜿蜒而上的道路两旁，自山脚至山顶几乎布满庙宇，越往高处规模越为宏大；其中尤以阴间主宰及其属神的供奉最为突出。若说佛教已成功占据全国大部分风景胜地作为寺庙之所，那么在此地，道教无疑占有优势；此处山水之美，兼以人工修饰，确为吸引香客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可观的收入来源。山中亦有不少佛教祠庙，与道教神祇并列而立。”
继续上行的途中，伟烈亚力还留意到了“大佛滩”[14]，彼时的大佛滩附近岩石上还有很多的题字和其他痕迹，“题字主要是呼吁往来船只捐资修缮古寺，据说那座寺庙对行旅的安危颇具影响；不少岩石表面布满孔洞，几乎如蜂巢一般，那是历代船夫将撑篙插入岩石所留下的痕迹。”
彼时的涪州[15]想必城镇规模也不大，伟烈亚力如此记载：“沿江一带有颇为宽广的市郊，但城内真正成规模的街道仅有一条。从江上望去，最醒目的建筑是文庙，红墙配以绿、黄琉璃瓦屋顶。其西不远处，可见一座绿瓦屋顶的关帝庙。”
而作为一个汉学家，伟烈亚力对于涪州城对岸"北岩"颇有兴趣。"此山丘颇有名声，相传道教修行者王方平在东汉时[16]曾于此潜心修炼，后来又因著名经学家程颐[17]而更具声名。程颐于十二世纪在此城任职，常退居崖壁上一处小石洞中，专心点校及注解《易经》，所以该洞至今仍称‘点易洞’。洞室约六英尺宽、四英尺深，高约八至十英尺。自1217年起，为纪念程颐，当地设立了一所附有经费的书院，历代屡有重兴，但与多数此类机构相似，现状颇为衰落。”
伟烈亚力还专门前往点易洞以及书院观摩，“我去往时，教师不在，但其居室内陈设齐全，颇具书斋气象。我见到三名青年，约十八岁左右，自称为学生，并说全校共有十余人。这座建筑规模宏大，内部保留着不少程颐及后世学者的遗迹。石洞周围建有数座亭阁与装饰性建筑，并有池塘与曲径相连，加之自然景观的衬托，使此处显得幽雅宜人。”
对于涪州的另外一条江，伟烈亚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城东有黔江[18]（今乌江）汇入长江，此江可列为中国二级大河之一，因其汇集了贵州省大部分分水岭地区的水流，又吸纳了湖北施南府的一半地区的水流，还并流了酉阳、黔江、彭水、南川诸县及涪州的部分水系。”
彼时长寿县城也十分局促。“县城本身建于距江两三英里的山顶上，江边则有规模颇大的市镇，并有一条街道通往城中。聚落东侧有一座古老的四孔石桥，桥拱之间设有扶壁，桥面两侧建有廊棚，仅此而已。”
在今重庆两江新区洛碛镇太洪岗（与江北区五宝镇交界一带），伟烈亚力让船夫们休息了些许，还专门描述了这个颇具特色的村落。“该村坐落在同名的狭长岩脊之上，大洪河[19]绕其而流。此河发源于大竹县西部，向南流行，与多条河流汇合后，再向南流行百余里，注入长江。”
再往上行，伟烈亚力一行路过大沙坝[20]、铜锣峡等地，越来越接近重庆城。
或许是为了更早地见到重庆，伟烈亚力一行略显激动，“天未亮我们便起程，天色渐明时，重庆城已映入眼帘，远处还能望见文峰塔的塔影。随着船只逐渐靠近，两岸景色愈发引人注目，庙宇与各类建筑几乎连绵不断，江边两侧停泊着大量帆船，显示出此地作为商埠的繁盛气象……城镇分布在支流合州河[21]两岸，各有一城：北岸为理民府[22]，隶属重庆府，为附属县城，城依山坡而建，占地颇广，但真正繁华的街道仅有两条，彼此呈直角相交；重庆府城规模则大为不同，呈现出大型商贸都会的气象。”
伟烈亚力一行在重庆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其观察也相对细致。“我们在城中步行游历四日，虽走遍主要街道，却难言已尽览所有巷陌。我估计其人口数量不亚于汉口……重庆城址位于合州河与长江之间一处三角形岩岬之上，城长约二至三英里。此地所属地区名为‘巴’，古时此为一大片区域之名，据说因主要水系的走势形似‘巴’字而得名，不过要看出这种相似，确需几分想象；城西紧邻一座山丘，几乎成为全城的公共墓地，规模甚大。当地习惯修建坚固的石质家族墓室，内设多个墓穴，以备后用，其中不少墓室竟被活着的乞丐占住，改作居所，布置得颇为舒适。”
不知道伟烈亚力一行是否手执中国十八行省的详细地图，但是他们对于我国的山川河流，如数家珍，“合州河将两城分隔开来，自离开汉口汉江之后，这是我们所遇到的注入长江的最大支流……其主干为嘉陵江，发源于陕西一带，河水向南流入甘肃境内，汇入来自西北、支流众多的西汉水，继而进入四川，流经保宁[23]、顺庆[24]与重庆等府；在四川北部，它又汇入了白水江、涪江、渠江等，过合州后，穿出鱼鹿峡[25]，在重庆汇入长江。”
晚清时期的重庆城朝天门码头，岸边舟楫如麻。
正如伟烈亚力所言，“嘉陵江水系几乎涵盖了四川省近半数地区以及陕西的相当部分；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河流。每逢秋冬水位下降时，商人多利用长江，将货物运往西部诸省；而在春夏水涨之际，则通常溯汉江而上，直至勉县[26]县城，再雇骡队翻越约四十英里的山路，到达嘉陵江畔的阳平关[27]，在那里再换乘船只；如此，便可在四川腹地广阔地区内开辟水路交通，而不必冒险穿越长江峡谷。”
至此，伟烈亚力一行自宜昌而上，抵达重庆，完成了一场横贯三峡、川东的巴蜀壮游，记录颇为详细。在重庆歇息了几日之后，他们将继续溯江而上，乘船前行，抵达泸州、乐山、成都、广元等地，开启另外一个维度的巴蜀纪行，最后由广元出川，再由汉水抵达长江。
[1]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是19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早年通过自学掌握汉语，于1847年作为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华期间，他曾与中国学者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合作翻译了《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西方科学著作，是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的关键人物。
[2] 庙矶滩，又称庙矶子，三峡知名险滩，位于今重庆市云阳境内。
[3] 东洋子，又名东阳子，三峡古地名，位于今重庆市云阳境内。
[4] 新军河，又名磨刀溪，长江支流，位于今重庆市云阳境内，在新津乡新河村处汇入长江。
[5] 下岩，即下岩寺，三峡知名古庙，后因水利工程迁建，原址位于今重庆市云阳境内。
[6] 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
[7] 苎溪河下游，一块天然巨石横跨东西两岸，宋时称“天生桥”；相传李白曾渡此桥，故又名“天仙桥”；又因其状若平放古琴、桥面平坦，故名“石琴”。雍正年间，夔州知府杨本源于巨石内侧题刻“响雪”二字。冬秋枯水季节，溪流从石下潺潺流过，水激石座，叮咚有声，节奏悠扬，酷似古琴遗韵；后人复于摩崖刻“石琴”二字，终成“石琴响雪”之胜景，“仙桥虹济”亦指此境。
[8] 天子城，又名天生城，位于今重庆万州，为重要文化景观。
[9] 骆公，指骆秉章（1793-1867），清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公历12月12日）病卒于四川总督任上。
[10] 交趾支那：指今越南南部地区。1866年，为探查湄公河源头并开辟新商路，法国军人杜达尔·德拉格雷（Doudart de Lagrée）、弗朗西斯·加尼耶（Francis Garnier）等组建“湄公河勘探队”，于1867年10月进入云南，后经四川宜宾、重庆及三峡地区，沿长江水路至上海返越。
[11] 狐滩，亦称胡滩，位于今重庆市万州境内。
[12] 杨何溪，长江支流，位于今重庆市万州境内。
[13] 忠州，今重庆市忠县。
[14] 大佛滩，峡江知名险滩，因岩壁有大佛面石刻得名，位于今重庆市丰都县境内。
[15] 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
[18] 黔江，即今乌江。
[19] 大洪河，又称"东河"，今为御临河。古称散水、大洪溪，发源于四川省大竹县，于渝北区统景镇江口村注入御临河。御临河（旧称"太洪江"）在两江新区洛碛镇太洪岗（伟烈亚力记作"大洪岗"）汇入长江。
[20] 大沙坝，今名桃花岛，为长江重庆段知名江心岛。
[21] 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合州河，指今嘉陵江重庆段。
[22] 理民府：即清代江北厅理民同知衙门。江北厅设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隶属重庆府，理民同知为正五品，驻今江北城，民间习称“理民府”。
[23] 保宁，清保宁府，治所位于今四川省阆中市。
[24] 顺庆，清顺庆府，治所位于今四川省南充市。
[25] 鱼鹿峡，即今重庆市北碚区温塘峡（嘉陵江小三峡之一）。
[26] 勉县，今陕西省汉中市勉县。
[27] 阳平关，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阳平关镇。
今笔者在开展"百年三峡海外考察者纪行档案梳理及研究"课题过程中，首次对伟烈亚力1868年巴蜀纪行原始英文材料进行系统翻译、整理与考辨。识力所限，疏漏恐多，尚祈方家指正。伟烈亚力此行自重庆以西尚有泸州、嘉陵江上游、成都、广元出川等段纪行材料，篇幅颇巨，笔者限于外语与精力，未遑续译，愿将所藏原文电子档公开，与巴蜀历史、三峡文化的研究者及同好共享，携手赓续，共同呈现这段跨越东西的纪行之价值。
图文：张真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