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境内的汉墓发掘出土了大量形制丰富、工艺精良的汉代陶楼、陶房明器。此类陶质建筑模型是汉代“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物质载体，完整保存了两汉巴郡地区建筑形态、庄园经济、社会阶层与文化交融等信息，是复原汉代巴郡人居环境、反映汉代建筑营造技术与民间生活的立体实物史料。本文简要介绍重庆出土汉代陶质建筑明器的发展背景、器物类型、建筑工艺与历史价值等，带大家一窥巴地汉代的丧葬文明与社会风貌。

一、巴渝汉代陶楼兴起的历史动因

两汉时期，重庆大部分区域隶属巴郡，长江、乌江水系构成川东水陆交通要道，成为中原与西南文化、物资互通的枢纽。中原士族因迁徙、战乱持续入居巴郡，中原建筑工艺、丧葬礼制与巴渝本土民俗、山地营造传统融合，为陶楼明器的产生奠定文化与技术基础。

(一) 庄园经济催生建筑明器需求

汉代川东河谷、平坝农耕技术持续提升，粮产稳定增长，地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形成自给自足的大型庄园体系。庄园兼具居住、仓储、生产、安防、宴乐多重功能，构成独立的小型社会单元。受“事死如事生”思想影响，时人以陶土复刻墓主生前所拥有的庄园楼阁随葬，保障逝者于地下继续享受如生前一般的生活。

(二) 厚葬风气推动陶制明器普及

汉代以孝治国，厚葬成为社会各阶层彰显孝道、标识身份的主流方式。相较青铜、石刻明器，陶土原料易得、造价低廉、可塑性强，可高度还原各类建筑与生活场景，因此迅速普及。器物发展呈现清晰的年代分期：西汉阶段多见陶仓，功能性强，非完整的居住建筑模型；东汉时期，庄园经济鼎盛，多层楼阁、成套院落陶房、楼大量出现，成为重庆汉墓最具地域特征的随葬器物。

二、重庆汉墓考古出土陶楼实证

依据使用功能、建筑形制，出土陶质建筑明器分为单层民居陶房、多层功能性陶楼两大类，对应不同社会阶层生活场景。

(一) 单层民居陶房

单层陶楼属写实风格的民居陶房，主要以汉代巴郡普通民众与中小地主的日常居住空间为原型，以单层建筑为主要形制。此类陶房整体造型朴素实用，普遍设置有门、窗、台阶等基础结构，部分陶房还配套出土有陶仓、碓房、井亭等附属设施，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单元，直观反映了当时普通阶层的居住条件与生活状态。

1. 云阳佘家嘴墓群

M3:44由主屋和侧屋组成，平面呈曲尺形。主屋较长较高，屋脊两端翘起，中间雕一小鸟，开两门洞，山墙开窗。侧屋高度略低于主屋，屋顶形式同主屋相近，开门一扇，角落开一圆孔，推测为狗洞。主屋与侧屋两边都立有腰墙。通宽36.6、通高19.2、厚24.6厘米。

2. 云阳大凼子墓地

M6:3平面呈曲尺形，由主屋和侧屋组合构成，屋顶为两坡式，屋脊两端微翘。主屋开一门一窗。侧屋正面开一门，侧面靠屋顶处开一小窗。通宽36.8、通高21.1、厚21.1厘米。

3. 忠县涂井蜀汉崖墓

M5:79屋顶平直，中部“天窗”饰有长方形镂空，下设橑檐枋。中柱右侧墙壁上饰卧棂，左侧开门，门口设斜坡踏道。两侧筑腰墙，饰瓦当。中柱上安一斗三升斗栱，栱臂弯曲，腰墙上各安半栱，斗均为正方形，无欹。门外墙上悬吊三人，双手上举，门前立一人。通宽37.5、通高42、厚14厘米。据推断，这件房屋模型很可能是牢房，表现的是豪门地主私设刑罚，拷打穷人，关入牢房的情景。

M5:94屋顶平直，中部开长方形“天窗”，饰菱格、长条形镂空，下设橑檐枋。中柱立于柱础之上，无角柱，转角斗栱悬空。檐下三朵斗栱，栱臂弯曲明显，造型独特；转角斗栱一斗二升，且向外侧伸出一截弯曲上翘的栱臂，坐斗下没有柱子；斗为扁方形，无斗欹。屋外左右两侧筑腰墙，后壁开卧棂、方格窗。屋左有床和垂帐，屋右卧一犬。房顶上、屋内外放置多个陶俑。通宽60、通高50、厚14.5厘米。这件陶楼模型生动体现了墓主生前奢侈淫逸的享乐生活。主人高卧左厅，众仆人侍于侧面。台阶下有三人，抚琴、吹箫、啸吟，以娱乐高卧的主人。

4. 丰都镇江墓群

M11:25泥质灰陶。房形仓。两面坡顶，顶中有脊，两面各有三组筒瓦，其中前部筒瓦未与脊垂直，形成一夹角，延伸至房檐转角处，有瓦当。左右墙面中部各有一圆形通风口，墙体向前延伸，正面墙中部有一长方形门。通宽14.9、通高17.6厘米、厚13.3。

M14:16泥质红陶。庑殿顶，顶中有正脊，四垂脊，各有三组筒瓦，侧面各一组筒瓦。楼檐中一立柱，房内有门，两侧各有一栏杆。底部栏杆有菱形镂孔。通宽16、通高20.5、厚8厘米。

5. 丰都狮子包墓地

M1:07泥质红陶。瓦垄顶，前檐有照壁，下有斗拱。顶有长方形天井。斗拱及立柱两组，其中间进深设单门。通宽30.4、通高25.4、厚10厘米。

6. 忠县将军村(花灯坟)墓群

M261:4泥质红陶。悬山式顶，正脊两端高翘，起翘端上下砌塑四个饼状瓦当。屋顶设八道瓦垄，在屋檐上对应的每道瓦垄末端砌塑八个饼状瓦当。正脊中部留缺口作天井。屋檐正面下接长方形额檐板，背面接屋体后壁。房体为长方形空心箱式板块密封结构，两侧壁板块中部平排对穿两个小孔。额檐板下左右立柱，柱下有覆盆状柱础，柱上各施一斗三升托檐。房内置一床台，台上装饰镂孔隔板。通宽51.8、通高42.4、厚16厘米。

7. 涪陵焦岩遗址

M3:5泥质灰陶。手模合制。房体呈长方形空心箱形，左右和后面为板块结构；房顶为歇山式，中脊六领上翘，房顶前檐饰九道筒瓦垄，顶下为横额相承；两侧各一根边柱，一斗二升的斗拱相承，檐、拱接合部贴饰一块横长方形斗块。房中部正面开一口，两侧各饰舞俑、拱手俑、吹箫俑。下部中立一斗三升承接中门，并饰镂空菱形棂格，房两侧立面各开一圆形孔。整体造型较为逼真写实。通宽57、通高45.5、厚16厘米。

8.巫山麦沱墓群

M47：36  泥质灰陶，结构形状较奇特，瓦顶前檐有照壁，下有斗拱，两侧有斜山墙，顶有长方形天井，天井两侧还有斜壁。通宽49.2、通高17.6、厚9.6厘米。

9.万州糖坊墓群

M11∶28 泥质灰陶，单层陶楼，楼房整体可分为里、中、外三层。最外层是外廊，在屋檐之外，两侧有矮围栏，正中有梯形踏步。中层是内廊，在屋檐之下，屋檐为单面坡，屋脊两端上翘，顶坡上塑出七条瓦楞脊，装饰圆饼状瓦头；内廊的外壁酷似楼牌，上部是素装的平板，其下正中有斗拱，斗拱下是方形立柱，在拱下和立柱外侧贴塑圆形灯笼；楼牌的两侧立板上各贴塑出一对弩、盾。内廊宽阔，直通屋顶。里层是里屋，顶部为带镂孔的楼板，里屋不分间，里屋正中开两门，均为单扇，门侧各有曲形装饰。通宽47.5、通高40、厚21厘米。

(二) 多层功能性陶楼

重庆地区出土的此类陶楼多为二至三层的重檐楼阁，形制较民居陶房更为复杂，装饰亦更为繁复，是汉代豪强阶层财富与身份的重要象征，罕见于普通平民墓葬。从功能属性来看，这类陶楼兼具娱乐与防御双重功能：部分陶楼设有宽敞的露台，露台之上常塑有乐伎、舞俑等形象，生动还原了汉代庄园中宴饮作乐、观赏百戏的社交场景；另一部分陶楼层高较高、视野开阔，且设置有围栏、瞭望口等结构，主要承担庄园警戒、登高观景的功能。值得关注的是，在考古发掘中，这类多层陶楼往往与侍俑、农夫俑、门吏俑等人物俑，以及鸡、犬、猪等动物俑配套出土，人物俑各司其职，动物俑形态各异，共同勾勒出汉代豪强庄园“人畜兴旺、衣食无忧”的生活图景，为研究汉代豪强地主阶层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的实物佐证。

多层陶楼可根据木架构的形式异同，分为干阑式和楼阁式两类，而其中干阑式建筑便是重庆山地代表性建筑吊脚楼的前身。

1. 干阑式

重庆地区出土的干栏式陶楼建筑明器较少。就目前公开发表材料中形制可确认的标本而言，重庆地区汉代干栏式陶楼较少，本文以以下3件陶楼为例，对重庆地区出土的干栏式陶楼进行介绍赏析。

(1) 奉节赵家湾墓地M2:9，可分为上、下二层，可自由拆卸。下层四角立柱，前后有额枋，二层两侧装栏杆，右侧栏上立柱，安斗栱，栱臂为曲线。室内有一柱础，其上立柱，上半部分残缺难辨。下设橑檐枋，屋脊平直，前后坡均装饰瓦垄。通高42.2厘米。

(2) 丰都杜家包汉墓群M14:99，第一层在台面上立四根桩柱，架横梁，似为碓房。第二层以栏杆围合，中间敞开，栏杆上立柱，安一斗三升斗栱承托橑檐枋。第三层为平坐之上立栏杆，作镂空装饰，中部为菱形，两侧为长条形。左右立角柱，安栌斗，正中立檐柱，安一斗三升斗栱，其上为橑檐枋和屋顶。屋顶平直，正脊两端微微上翘，屋面装饰瓦作。通宽40、高75.2、厚12厘米。

(3) 重庆江北相国寺M1:17，夹砂灰陶，为三层楼房。第一层在台面上立四根桩柱，架横梁，屋基上有漏斗形的长3.5、宽3厘米的东西，以便水流入地中，似为碓房。第二层有两斗拱，皆一斗三升。第三层为平坐之上立栏杆，作镂空装饰，中部为菱形，两侧为长条形。左右立角柱，安栌斗，正中立檐柱，安一斗三升斗栱。

2. 楼阁式

(1) 丰都镇江墓群

M14:37泥质灰陶。双层，下层为平顶，正面有六组筒瓦，楼檐中立柱，柱上为一斗三升，左右有角柱，上有一斗承檐。房内左右各有一门。顶部左右各有一望楼，两面坡顶，顶中有脊，脊两面各有三组筒瓦。望楼四周有栏杆，饰有长方形镂孔，栏上各有一人凭栏观望。通宽40.8、通高43、厚12厘米。

(2) 丰都汇南林口墓群

LM2:74楼顶为庑殿式。正脊两端高翘，起翘端上下砌塑4个饼状瓦当，两侧戗脊末端也呈翘角，其尽端表面各砌塑5个小饼状瓦当。正面屋顶设12道瓦垄，在屋檐上对应的每道瓦垄末端，砌塑饼状瓦当。屋基背面未设瓦垄，且两侧屋檐抹角呈圆弧形。屋檐正面下接长方形宽额檐板，背面接屋体后壁。房体为长方体空心箱式板块密封结构，两侧壁板块中部平排对穿两个小孔。房体内部置两块纵向隔板，将其分隔为三开间。隔板外棱施一斗三升托檐。左右两侧拱脚和檐额连接处施板形栌斗，栌斗之下各吊一垂瓜。房体底板向前延伸，内置回廊，回廊外立栏板。华板右侧为镂空的菱格纹结构；左侧为横竖对应的窗棂图案。栏板两侧各探出一半身人。护栏之上置平板，平板左右两侧各置三人，里侧两位直立作静听状，最外侧为吹箫者。平板两端下沿各吊一垂瓜，其上立两柱，柱高超过檐额下沿，施一斗三升托承二层栏板及回廊。回廊空置，栏板左右两侧斜上各探出两位半身人(左侧上方一人残缺)，栏板上方内侧外露半身5人，有吹箫和静听者两种，在栏板右侧角上还伏卧一只禽鸟。陶楼通宽50.5、通高44.3、厚20.8厘米。

LM2:65，三重檐，三楼屋顶已残缺。第三楼房体为长方体空心箱式，房体正前方镂空出宽5、高11.5厘米的门洞，在门洞外分别纵向立柱，柱高与房体等同，柱棱施一斗二升托檐。斗拱由嵌插于二层房檐边上纵向挑出的华拱状板块支撑，二升之上承接栏板。栏板与拱脚连接处施板形栌斗，左右两侧各吊一垂瓜；中脚之上施“耍头”状支垫。拱板曲弯处各伏卧一只禽鸟。房体左右两侧各有4人，左右最外侧两位为跽坐吹箫者，内侧站立者作倾听状，栏板两侧斜向各探出一半身人，左右外侧半身人似亦吹箫。第二层房顶呈庑殿式，屋顶背面两侧抹角呈圆弧状，前面两侧戗脊末端高翘，端面贴串饼形瓦当4个。屋面纵向设15道条形半圆状瓦垄，瓦垄末端各贴塑一小饼形瓦当。屋檐下接长方形檐额。二层房体也为长方体空心箱式，后壁、左右侧壁均为板块密封结构，房间中部纵向竖一隔板。两隔板外侧施一斗三升托檐。拱脚与板额接连处施板状栌斗。房内右侧隔间，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房内从屋顶下垂一帷幔，帷幔外表由细线刻划出褶皱纹，其下半部向两侧分开，露出屋内跽坐的妇人。帷幔右侧板柱中部斜探出3个半身人，衣着与幔内所坐之人相似，只是拱手胸前。房左间内空，外侧置栏板，栏板由地袱、望柱、华板、寻杖组成。栏板左右两侧各探出一半身人(左侧人残缺),上部外露5个半身人。房底台基底板前伸7厘米，底板前端设两层台阶，上层台阶平面为回廊，回廊中间有一斜坡状板块；底层台阶回廊两边横置板墙，其上支撑第一层屋顶，屋顶斜坡状，左右外侧边缘各凸起戗脊，戗脊末端贴串束状饼形瓦当4个。屋顶表面各设2道瓦垄，屋檐处瓦垄末端各贴一饼饰状瓦当。在各侧板墙的半腰左右斜上探出2个半身人。二层檐板额及以上的人物均施红色彩绘，大部分剥落。房屋通宽68、通高64、厚20厘米。

(3) 万州武陵墓群

M4:26为悬山式两面坡屋顶，两端微微上翘，屋顶施五道瓦垄。上层左右设角柱，柱上有栌斗，中央立柱，上设一斗三升斗栱，橑檐枋悬挂饰物。下层檐下对称立两柱，上设一斗三升斗栱。台基中部设斜坡踏道，屋内一侧有门。通宽37、通高57.6、厚16厘米。

(4) 丰都大湾墓群

M12:19上层为泥质红陶，下层为泥质灰陶。屋面均呈横长方形。上层为悬山式两面坡顶，前后出檐；下层平檐，后檐仅做一半，用以承托上层房体。上、下屋顶正中各施两端上翘通脊一条，前坡施筒瓦四陇。均三柱二开间，屋面左、右列立角柱，有柱头。中立一柱，有一斗三升柱头铺作一朵。上层下部设有横条形镂空围栏。下层右室砌有隔墙，墙上开窗，高台基。先制成各部分构件后分别拼接而成上、下两层，再垒叠放置。通高54.8厘米。

(5) 巫山麦沱墓群

M47:31陶谯楼。上、下两层分开制作，底层为城门，上层为谯楼，有栏下、窗棂。顶设三个眺望亭，在栏杆两侧及三个眺望亭的窗口各立一个哨兵。通高70.2、宽38.1厘米。

M47:24、25合为一个整体，24为底层，25为顶层。底层有耳房、斗拱、雀替、窗。房内一台，上坐一吹箫俑。顶层结构较简单，双斗拱、瓦顶、栏杆，此楼似为戏楼。两层叠合后通宽70、通高91.6、厚16厘米。

(6) 万州糖坊墓群

M11:7泥质灰陶，可分上、下两层。下层是一楼牌，为半地穴式，外廊地面高出里屋底部7厘米左右，外廊为一处平地，无围栏；外廊之内是里屋，里屋不用门扉，而用斗拱、立柱当作门，斗拱下装饰圆形灯笼；斗拱之上是宽阔的楼牌墙板，无装饰，之上是屋顶；屋顶为平面式，以中脊为界亦分前、后顶，前顶塑出八条瓦棱，中脊外侧和瓦棱前端装饰圆饼形瓦头。上层是屋顶中脊和后顶之上的三座小阁楼，阁楼呈下小上大的斗形。中间阁楼正面开一小窗，窗内贴塑一人俑头。三个小阁楼的顶部装饰一致，均为四面坡，对角线式屋脊，在四个屋脊的前端均装饰圆饼形瓦头。屋脊的中间又有两条短而上翘的屋脊，其中装饰一小鸟。通宽52、通高51.6厘米。

三、陶楼构件与形制背后的等级象征

重庆汉代陶楼虽形制古朴，但结构复刻汉代木构营造体系，构件细节、建筑体量均承载技术与阶层信息，具有重要考古价值。

(一) 建筑构件的技术特征

斗拱与屋顶是陶楼最核心研究构件。本地出土陶楼普遍采用“一斗三升”形制，设于檐下承担挑檐承重作用；汉代斗拱以结构功能为主，直观证明巴渝木构营造技术在当时已达到较高水平。屋顶样式包含悬山顶、攒尖顶、重檐组合等，筒瓦、瓦垄、翘角脊饰复刻真实建筑，兼顾排水、防风实用功能。立柱、柱础、镂空窗、平坐栏杆等构件，融合中原抬梁式与本土干栏式工艺，为复原重庆汉代建筑提供三维实物参照。

(二) 形制规格对应的社会等级

陶楼层数、装饰复杂度、配套俑群数量与墓主人身份普遍形成明确对应关系，是汉代阶层分化的直观物证：

1. 单层简易陶房：装饰简单，多为土墙砌筑，基本无木构架结构，普遍出土于平民、中小地主墓葬，还原普通民众居住形态；2. 双层院落陶房：配置基础门窗、简易斗拱，附带小型仓储设施，墓主通常为地方中小豪强；3. 三层重檐陶楼：斗拱繁复、装饰华丽，配套大量乐舞、侍仆、禽畜俑，多见于大型崖墓、砖室墓等，墓主为地方高级豪强，以建筑规格彰显社会地位。

丰都二仙堡03年M4出土含陶楼器物组合（部分）

 丰都二仙堡05年M4出土含陶楼器物组合（部分）

四、陶楼明器的多维研究价值

重庆汉代陶楼是巴渝建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实物资料，可从三个方面解读其历史内涵。

(一) 建筑史价值：填补巴地汉代木构实物空白

受限于自然地理环境与年代久远，巴渝地区未见汉代地面木构建筑完整遗存，陶楼微缩模型遂成为完整保存当时营造体系的关键实物佐证。通过构件、工艺对比，可厘清中原楼阁技艺与本土干栏吊脚楼的融合路径，完善重庆古建筑技艺演变脉络。

(二) 社会史价值：复原汉代巴郡庄园社会图景

陶仓、碓房等附属器物印证巴地农耕、手工业发展水平；不同规格陶楼对应差异化墓葬配置，直观反映汉代地方社会分层。结合配套人俑、动物俑，可完整还原豪强庄园生产、居住、宴乐、安防一体化的社会形态，为汉代巴地社会结构研究提供一手材料。

(三) 文化史价值：见证南北文化交融与丧葬礼制

大一统格局下中原建筑文化沿长江传入巴郡，结合本地多雨山地环境改良，形成地域特色陶楼形制，实证了汉代巴蜀地区南北建筑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陶楼作为随葬明器，是“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与汉代以孝治国文化的物质载体，清晰展现汉代民间生死观、孝道思想与地方丧葬制度。

结语

重庆地区出土汉代陶楼陶房明器，是中原建筑技艺与巴渝本土营造传统交融催生的实物遗存。其形制、构件、配套器物清晰反映汉代巴地庄园经济形态、社会等级秩序与“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弥补了重庆地区无汉代地面木构建筑实物留存的史料缺憾。作为兼具建筑、社会、文化多重研究价值的考古标本，这批陶质楼房模型为厘清巴渝汉代社会风貌、梳理重庆古建筑发展脉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证材料。

参考文献:

[1] 沈蔚.四川盆地汉代建筑明器所见建筑做法研究[D].四川:四川大学，2022.

[2] 朱小南.三国蜀汉民居的时代特征一一忠县涂井蜀汉崖墓出土陶房模型试析[J].四川文物,1990(3):34-38.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J].文物，1985(7):49-95.

[4] 沈仲常.重庆江北相国寺的东汉砖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5(3):35-49.

[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云阳县博物馆.重庆市云阳县大凼子墓群2014、2015年度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20(1):22-38.

[6]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丰都马鞍山墓群2013~2014年发掘简报[J].文物，2019(6):17-37.

[7]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8]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9]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0]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1]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12]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大湾墓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3]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二仙堡墓地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4] 山东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万州区博物馆.万州糖坊墓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

[15]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云阳佘家嘴聚落[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25.

[16]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丰都县火地湾、林口墓地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3(3):45-56.

[17]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二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图文：吴梦玲 戴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