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日上午，应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301会议室，带来了一场题为“释读旧石器时代”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方刚研究员主持。高星研究员从人类起源与研究基础、直立行走的发端与影响、工具的发明演变及其意义、控制性用火对人类的塑造，以及远古祖先与现代人类的关联五个方面，系统解读了旧石器时代的关键议题。

一、人类起源与相关研究基础知识

（一）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的意义

高星研究员首先阐述了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该领域与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并称三大科学命题，不仅关乎学术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也承担着传播科学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使命。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研究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并规划未来。同时，他也提醒大家注意辨别一些所谓“史前文明”现象，如寒武纪三叶虫上的“脚印”、非洲运转50万年的“核反应堆”等，强调应以科学态度理性看待此类信息。

（二）“人”的定义与人类演化涉及的学科

人类起源与演化融合了考古学、遗传学、体质人类学、古环境学、年代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知识。目前学术界将“人”定义为能常规两足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从生物分类看，“人类”属于人亚族，其中包括已灭绝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南方古猿等。而黑猩猩亚族则与我们基因高度相近，人类起源本质上是人亚族与黑猩猩亚族相揖别的过程。

（三）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其始于距今330万年左右（或始于直立行走），止于1万年前，占整个人类历史的99%。这一时期人类以打制石器为工具，靠采集狩猎为生，栖居旷野或洞穴，过着流动的群体生活。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以地下遗存为研究对象，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探索古人类技术、行为和生存方式等社会属性的演化过程和机制，这不仅仅是一门研究石器的类型、形态和功能的学科，还涉及其他种类的考古材料和人类行为方面，更要通过这些材料研究先民的生存行为、认知能力发展和社会关系演变，复原人类的起源—演化过程和重要事件，在此基础上做人类生存方式与演化规律的理论探讨与阐释，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科学。

高星研究员还特别提及“木器时代”的概念。近年来，非洲、欧洲及我国云南等地陆续出土早期木器，如甘棠箐遗址发现的距今约30万年的挖掘棍和手持工具，显示木器在古人类生存适应中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甘棠箐遗址出土木器

引自：刘建辉、阮齐军等：《300，000-year-old wooden tools from Gantangqing,southwest China》，《Science》2025年第6755期，第78-83页。

（四）现代科技的应用

现代科技极大地推动了旧石器考古的发展。在周口店龙骨山，微重力测定、电子扫描断层、穿地雷达等技术的应用，精准揭示了地下洞穴与堆积的分布，这些自然科学技术方法的灵活运用，预示着取得新的科学发现的光明前景。而对水洞沟遗址石器的微痕分析、实验模拟、残留物分析等，不仅揭示了石器的基本功能，还原了古人类行为，还有利于我们了解古代人类饮食结构，重建遗址的古环境。

常见石器类型

二、直立行走的发端及其影响

（一）直立行走的起源

关于直立行走的起源，高星研究员认为目前主要有三种假说：一是干旱、树林减退迫使人类祖先到地面生活，逐渐学会直立行走；二是古人类在树栖生活时已习得两足行走能力；三是遗传变异促发直立行走，人类特有的圆瘤状大脚趾是人类能够常规直立行走最重要的生理机制，使人类直立行走逐渐变成习惯、稳健的行为方式。直立行走依赖多项关键生理结构，如“碗状”骨盆和具有足弓的脚掌，这些结构既能支撑身体，又为大脑发育和胎儿成长提供条件。

（二）演化影响

直立行走是人类历史的里程碑，不仅改变了脊椎形态和肢体比例，还催生了咽喉器官和语言能力，但也导致分娩困难、婴儿期延长，同时解放双手，深刻改变了人类的体质与社会行为，最终使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彻底分化。

三、工具的发明演变及其意义

（一）发明演变

尽管制造工具并非人类独有——如乌鸦、海獭等动物也会使用工具——但工具的制作与使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演化。目前最早的石器技术可追溯至330万年前的Lomekwian技术，该技术于2011—2012年在肯尼亚西土卡纳Lomekwi 3遗址发现，出土和采集149件石制品，其技术与产品介于黑猩猩等大猿砸击坚果和后期人类剥片制作工具之间，显示出原始性和技术操控能力的低下，体现古人类对石材特性的初步认知。

Clark基于西欧考古材料提出旧石器时代5个技术模式，奥杜威模式（旧石器时代早期前段）、阿舍利模式（旧石器时代早期后段）、莫斯特模式（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叶技术模式（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细石叶技术模式（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至更晚）。高星研究员指出，这一框架更适用于非洲和西欧，东亚、大洋洲和美洲等地的技术发展却有其独特性。

旧石器时代5个技术模式

（二）工具制作与使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

高星研究员认为，尽管制作工具不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但对确定人类演化方向，增强人类适应生存能力，塑造人类大脑心智、提升语言和交流能力，形成现代人类身心与社会至关重要。

四、控制性用火对人类的塑造

（一）控制性用火的重要意义

高星研究员指出，控制性用火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突破，它重新塑造了人类的命运。从生理角度来说，它为人类身体发展提供了稳定且可预测的能量来源，驱动大脑进化，改善健康与寿命，抵御野兽袭击，延长了平均寿命。火带来了光和温暖，在心理上驱散了人类对黑暗的恐惧，提供了巨大的心理安慰。同时火的神秘和力量也促使了宗教仪式和信仰的出现，成为早期宗教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火对于改造物质形态有着重要作用，为后期人类烧制陶器、冶炼金属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文明的诞生与迭代。目前认可度较高的最早用火证据来自150万年前肯尼亚Koobi Fora FxJj20 AB遗址。

（二）人工取火及制作熟食

人工取火与熟食制作进一步改变了人类。考古学者从法国西南部一处约5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石器提取到了打石取火的证据。另外，在我国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和水洞沟第12地点也都发现了人类制作熟食的遗存。熟食使人类更易吸收动植物中的营养物质，这大大改善了人类的体质。人类肠道缩短，大脑得以更多能量发育，为发展出更复杂的语言、工具制作和抽象思维提供了硬件基础。人类的面部形态和牙齿也因食物变得柔软好消化而得到改变，牙齿和下颚逐渐缩小使得面部变得更加平坦，更接近现代人的面貌。并且熟食还提高了食物的安全性，扩大人类食谱和生存空间，最终提高了人类存活率、延长了寿命。另外，围绕篝火烹饪和分享食物，也强化了社会联系，成为早期人类社群生活的核心。

五、远古祖先与我们的关联

在最后一部分中，高星研究员讲到了远古祖先对我们的影响。人类演化包括生物演化和行为变化，可留给后代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生物基因即遗传物质，文化基因包括技术、认知、社会关系等。

远古时期男性主要承担狩猎活动，参与狩猎需要具有能够远距离奔跑、跟踪，高度专注等特质，是需要配备工具的个体或小规模群体行动，存在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伴有搏杀、血腥等情况发生。如今，现代男性身上仍有其相关印记，如多数不愿逛街购物，倾向直接高效购买需要物品；方向感较强；擅长工具劳作，但语言表达较弱；部分男性不善交际，更易孤独，倾向独处；多喜欢工具；但暴力倾向通常大于女性。

而远古时期的女性多担任采集者的角色，采集活动多在房前屋后进行，资源竞争压力小，女性们常集体行动，时间宽裕，具有随意性和娱乐性，无需复杂的工具。这些文化基因在现代女性身上也得以保留，如迷恋采摘花、果、蔬菜；喜欢结伴外出，打闹嬉戏；热衷于逛街购物；在商场、菜市场购物时极具耐心；方向感普遍较差；指甲、牙齿可作为自带“工具”。

旧石器时代对现代人类健康仍有影响，现代人类身体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旧石器时代特征，生理和心理还带有当时的印记。旧石器时代人类饮食结构为高脂肪、适当蛋白、低碳水，而现代人类饮食高度依赖碳水化合物、大量摄入植物油脂，与旧石器时代差异显著，这可能是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高等慢性疾病的根源。

讲座最后，高星研究员总结道：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是地球生命演进协奏曲中最华彩的乐章。旧石器时代作为人类历史中最漫长的阶段，数百万年间，人类祖先褪去体毛，演化出灵巧身躯，从动物界的弱小群体成长为万物主宰。他们直立行走的第一步，是现代人类高铁驰骋、宇宙飞船翱翔的开端；他们制作的粗糙石器，孕育了现代各类工具、器械和信息科技的技术与智慧。古人类学与旧石器考古学的使命，便是运用专业方法和科技手段，发掘祖先遗留的材料与信息，复原人类演化历史，揭示演化动因与规律，助力现代人类正确认识过去、把握现在、规划未来。讲座在热烈互动中圆满结束。（本文已由高星研究员审核）整理：赵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