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施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在区域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宗教、民族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持续且深刻的影响。有关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从宏观的土司制度、土司文化、民族关系、边疆治理等问题到具体的诗词歌舞、土司人物、地方风俗、地理名称等问题，都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逐步构建了“土司学”^[1]研究体系，使得土司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从学科方面而言，土司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相对于拥有百年历史的土司研究，考古学范畴内的土司研究则属近年来的新拓展，这是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而形成的新课题，尤其是以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和贵州海龙屯遗址的联合“申遗”工作为契机，极大地推进了土司遗存考古工作的开展。^[2]

近年来，针对土司遗存的考古和研究工作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丰富，一大批土司遗存显示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新的考古资料，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入理解这些土司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3]土司考古逐渐成为一项更专业、更全面的专题考古。

重庆地区作为土司制度施行的重要区域，分布有丰富的土司遗存，这些遗址、墓葬、文献、碑刻等遗存不仅是土司文化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重庆地区考古工作的重要对象。多年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旅游广电局等单位对土司遗存开展了持续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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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工作概况

重庆地区的土司遗存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渝东南的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彭水县）等一区四县。这一区域在自然地理范围上属于武陵山区，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杂居区，同时也是土司遗存、土司文化的重点分布区。

重庆地区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05—2007年，这一阶段的项目是配合基本建设而开展，在酉阳和秀山地区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工作。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联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旅游广电局（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管理局）对酉水沿岸的酉阳、秀山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土司遗址，重点对酉阳后溪和老寨遗址进行了发掘。二是2016—2019年，配合精准扶贫以及地方文物保护工作，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了更具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对石柱古城坝土司遗址、秦良玉墓地、万寿寨遗址以及酉阳何土司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三是2022年至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对酉阳地区的土司遗存开展了考古工作，重点对官坝遗址、钟灵山墓群等土司遗址和墓葬开展了持续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

土司遗存主要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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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考古成果

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丰富的与土司密切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包括房址、墓葬、道路、碑刻、窑址、桥梁、灰坑等遗迹，出土遗物有陶、瓷、铜、金、银、铁、石等多种质地，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这些土司遗存时代跨越宋、元、明、清，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社会、宗教、文化、民族等诸多方面。整体而言，主要的发现和突破有以下六点。

第一，在酉阳官坝遗址发现了南宋高等级建筑基址，出土了鸱吻、瓦当、滴水以及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构件，确认了官坝遗址为南宋酉阳知州治所，是酉阳冉氏土司始封之地。这一发现为酉阳冉氏土司确立之前，或者说是土司制度确立之前的前土司时期的历史沿革和传承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对于土司制度的渊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关键历史节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酉阳后溪明清遗址是白氏土司的核心区域，清理有房址、墓葬、窑址、道路等遗迹，拥有衙署区、作坊区、居民生活区、宗教区、墓葬区和休闲区，是一处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区比较明晰的土司遗址。白氏土司自明代初年由湖南辰州地区进入酉阳地区，在酉水沿岸的酉酬、后溪一带定居、发展，逐渐成为酉阳东部地区一支强有力的土司势力。后溪遗址为白氏土司的历史沿革、政治管理、社会生活、文化特色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详实的资料。

第三，石柱古城坝遗址发现了明代土司寝宫遗址，廓清了包含有宗祠、衙署、道路、桥梁、墓葬等遗迹的区域政治中心的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区，为研究石柱马氏土司的历史沿革、宗祠文化、土司建筑、军事防御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等问题提供了关键材料。古城坝遗址是石柱马氏土司的发祥之所，明代初年，土司治所由此迁至今石柱县城之后，马氏土司对此地进行重点经营，使古城坝成为屏藩石柱土司的边界战略重镇。

第四，基本掌握了土司墓葬的分布、保存状况、历史沿革、规格形制等信息，尤其是一批明清时期的高等级土司墓葬的整体情况，为土司墓葬的深入研究夯实了基础。酉阳后溪白氏土司墓群、酉阳冉跃龙墓地、酉阳钟灵山墓群、酉阳龙潭墓群、石柱秦良玉墓地、黔江官陵墓群等墓葬涵盖了冉氏、马氏、白氏等土司，代表了重庆地区土司墓葬基本的共性和个性，对于土司墓葬各要素的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五，发现了一批不同级别的土司治所、衙署、寝宫、寨堡、宗祠等遗址，包括官坝宋代酉阳州治治所遗址、石柱古城坝明代寝宫及马氏宗祠遗址、酉阳后溪明清时期白氏土司衙署遗址、酉阳何土司城明清时期土司寨堡遗址等等。这些关键性遗址反映的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以及不同层级的管理模式，为研究土司制度下的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

第六，考古出土了一批类型丰富的遗物，尤其是部分碑刻的发现，对于土司历史、制度、文化、思想等内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后溪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遗物，为遗址的分期断代以及白氏土司历史面貌的复原研究提供了依据；石柱古城坝遗址的《马氏源流碑记》为马氏土司的祖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酉阳冉跃龙墓地的《会葬题壁》碑记载了冉氏土司的渊源以及土司冉跃龙的历史功绩，尤其是该墓地出土的买地券，载有“天子之邦，中华之国，天下安康”的内容，实属罕见，是冉氏土司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直接体现，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酉阳后溪遗址地貌

 酉阳官坝遗址地貌

 酉阳官坝遗址宋代建筑基址

酉阳何土司城遗址明清时期建筑基址

酉阳官坝遗址明代窑址

石柱万寿寨遗址寨门
 

 石柱古城坝遗址《马氏源流碑记》拓片

酉阳冉跃龙土司墓地出土买地券

酉阳官坝遗址出土宋代鸱吻与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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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庆土司遗存的区域特点

首先，从地缘视角上看，重庆地区土司遗存集中分布的渝东南地区地处武陵山区腹地，与湖北、湖南、贵州和四川相连，同时也是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武陵山区之间的重要联结处，是土司制度施行和土司文化分布的关键区域，这一区域既有与周边地区相同的土司历史和文化面貌，又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是西南地区土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重庆地区的土司遗存既蕴含着土司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延续性、全面性、融合性等方面又显现出其独特的地域性特色。

其次，重庆地区已开展考古工作的土司遗存在时代和行政级别上具有比较完整的序列。宋元之际，羁縻州的土官逐渐变成土司，羁縻制逐渐为土司制度所替代，直至清代中期“改土归流”，此后进入“后土司”时期。重庆地区的土司遗存既有土司制度确立前的唐宋时期羁縻制度下的遗存，又有土司制度施行期间的元明清时期遗存，还有清代“改土归流”后的“后土司”时期的遗存，完整地反映了土司制度的历史沿革。在行政级别上涉及土知寨、土知州、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土千户、把总以及自立性土司等，不同层级土司管理机构既有中央政府设置的，又有土司内部设置的，这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央政府管理模式与土司地区“自相君长”的传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结果。因此，重庆地区的土司遗存对于土司制度的起源、确立、发展、衰落、消亡等历史演变以及土司制度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

第三，渝东南地区是重庆地区唯一集中连片，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这一区域的土司族源均为土家族^[4]，因此从文化属性上来说，重庆地区的土司遗存也是土家族的文化遗产。这一民族文化特征与相邻的湖北、湖南地区的很多土家族土司具有相通性，都是以土家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烙印着明显的土家族文化特色。土家族文化也是土司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土司文化的民族性、区域性特色，可以说，土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区域一体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当前，重庆地区土司考古工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资料，综合性研究工作将逐渐走向深入，充分发挥重庆地区土司遗存对于土司制度的历史沿革、土司文化的内涵和传承、区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民族共同体和多民族融合发展等问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将为推动地方文旅融合事业、乡村振兴工作发挥其社会价值。

注释:

[1] 成臻铭. “土司学”的提出与推进[J]. 吉首大学学报. 2017(4):19-30.

[2] 孙华. 中国土司遗产考古[J]. 南方文物. 2015(1):125-128.

[3] 李世愉. 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8(2):12-20.

[4] 龚荫. 中国土司制度史[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394-407.

文稿：杨鹏强 代玉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