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枯水题刻，重庆洪水题刻的名气远不及前者，且出现年代也相对较晚。但其数量众多，经查实长江上游干、支流历史洪水题刻与洪水痕迹多达200余处[1]。这些珍贵的古代水文题刻，除了展现着丰富且独具中国特色的水利文化外，还弥补了现代不足百年的水文测量记录，对现代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社会运行和灾害治理有着巨大价值。
一、川江历年典型洪水形成的流域
图1 长江水系图（作者自绘）
长江起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其源头河段名为“沱沱河”，与当曲在囊极巴陇汇合后称为“通天河”，随后流过玉树并接纳雅砻江后江水大增，玉树至宜宾段称为“金沙江”，到了宜宾进入四川盆地，先后汇纳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等主要支流，水量猛增，宜宾至宜昌南津关称为“川江”，以上统称为上游；宜昌至湖口为中游；湖口以下为下游。
长江上游的集水面积约占全流域的55%[2]，是长江洪水的主要来源。根据历次洪水调查，长江上游沱沱河至金沙河上段，由于沿线地区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又远离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难以形成暴雨洪水，因此洪水题刻少见。而长江上游洪水题刻主要分布在重庆至宜昌间的川江河段。川江洪水的主要来源可分为金沙江流域、岷江流域、沱江流域、嘉陵江流域、乌江流域。根据《长江上游历代几次特大洪水与成因》[3]、《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4]等文献资料记载，金沙江流域暴雨活动范围小，但集水面积很大，约占长江上游总面积的二分之一，能够形成对长江影响较大的洪水，在1560年、1860年、1905年和1924年等年份发生了洪水；岷江流域大小支流甚多，中、下游是我国多雨之区，因此其水量特别充沛，其西部素有“雅安天漏”之称，是组成川江洪水的重要流域之一，岷江流域在1520年、1788年、1863年、1892年与1917年等年份发生了洪水；沱江流域支流众多，水系发育充分，集水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8条，是川江水量较大的一条支流，在1153年、1520年、1788年、1863年与1892年等年份发生了洪水；嘉陵江是川江河段北岸最大的一条支流，其源头众多、流域面积大、水系呈扇形分布、又处于龙门山和大巴山暴雨区，因此导致汇流迅速、洪流频繁，是造成川江洪水高涨的主要地区之一，在1127年、1519年、1770年、1782年、1788年、1840年、1870年、1873年和1889年等年份发生了洪水并有碑刻题记记录；乌江是川江河段南岸最为庞大的支流，属于典型的峡谷河流，其河床纵坡陡峭，支流分布呈现出羽状特征，洪水在此汇集迅速，但持续时间较短，对长江的整体影响相对有限，历史上，在1297年、1803年、1830年和1909年等年份，乌江曾发生洪水，且有碑刻题记对此进行了详细记录。
二、川江历年典型洪水场次及其洪水题刻
据资料统计，长江上游自唐朝至清代近1300年间，共发生洪灾230余次[5]，干支流洪水题刻和洪水痕迹有200余处[6]，其中川江河段有100余处。能够确切定量的历史洪水年份有8个[7]，分别为1153年、1227年、1520年、1560年、1788年、1796年、1860年、1870年，其中洪水最为突出、洪水题刻多的年份有7个。重庆境内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洪水题刻2段，宋宝庆三年（1227年）洪水题刻3段，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洪水题刻3段，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洪水题刻16段，清嘉庆元年（1796年）洪水题刻1段，清咸丰十年（1860年）洪水题刻4段，清同治九年（1870年）题刻97段[5]。
（一）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洪水及其题刻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是川江河段洪水题刻中能够确切定量的、最早的洪水年份，在重庆忠县有两处摩崖石刻记录了这次洪水。一处位于东云乡汪家院子后岩壁上，内容为“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江水泛涨去耳。史二道士，吹篪书刻，以记岁月云耳。”从内容上看应是当地的“史二道士”所刻，他在被洪水淹过的石壁洪痕线前吹奏乐器，祈祷神灵，并在石壁上记录了此次洪水实况，以示后人。另一处在离汪家院子1公里左右的长江北岸选溪沟岩壁上，宋体行楷题刻着“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水此”。
图2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洪水题刻拓片[5]
此次洪水迭见于历史文献。如《宋史·高宗本纪》中有“（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己卯，潼川大水”的记述；《宋史·五行志》有“（绍兴）二十三年，金堂县大水，潼川府（三台）江溢，浸城内外民庐”的记载；《遂宁县志》有“绍兴癸酉（二十三年）夏，大水庙毁”；《合川县志》亦有“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己卯，潼川大水，涪江涨”；《北碚志稿·大事记》载“宋绍兴二十三年，大水”[4]。长江中、下游也有该年大水记载，如清江恩施“大风雨”、沅水常德“水涨，平地丈有五尺”、安徽太湖“大水泛滥”[6]。
根据题刻和史料来看，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洪水是川江河段一次大洪水，是由于长江流域普遍降雨所形成，该年洪水可能与长江上游涪江和沱江洪流有关。沱江与涪江流域属于四川龙门山暴雨区的范围，嘉陵江的洪水到达重庆后，又加上沱江和长江上游干流的洪水，导致了这次特大洪水灾害。
图3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洪水来源及洪水题刻位置图（作者自绘）
（二）宋宝庆三年（1227年）洪水及其题刻
宋宝庆三年（1227年）的洪水题刻目前共发现4段，除了位于忠县的1段在长江干流上，其余3段都在长江的支流大洪河上，一处在邻水县，另两处在江北区境内。
1、在忠县东云乡汪家院子后岩壁宋绍兴二十三年史二道士题记的左面，史二道士的孙子史袭明道士又刻录了一段洪水题记“宝庆三年，丁亥，去癸酉七十五年，水复旧痕，高三尺许。六月初十日，嗣孙道士史袭明书记”。
2、在江北麻柳乡河脚湾立石溪岩壁上刻有一处洪水题刻“宝庆三年，丁亥，六月初八日，计水界”。“计水界”可能是指这次洪水留下的洪痕界线[4]。
3、在江北梅溪镇灰楼湾长田坎岩壁上，有一组洪水题记及水作标志。水作标志是由三条粗大的横道线镌刻在岩石上，横线上部刻有楷书“水作”二字。在水作标志左面约25米处的岩壁上刻有洪水题记，内容为“丁亥，宝庆三年，六月初七日水长，初八高至水作”。在题记左上角也刻有3条横线，并与“水作”处的3条横线高度一致。此处洪水题刻对当年大洪水具有以“水标”确定水位的定量意义[5]。
4、在邻水城北门口石窟内刻有“丁亥，宝庆三年，六月初七日，甲寅，水泛则至此，谨记”20字。
图4 宋宝庆三年（1227年）洪水题刻拓片[5]
宋宝庆三年（1227年）的洪水，目前只发现碑刻题记，不见文献记载，根据上述四处洪水题刻推断受灾范围遍及川东地区[4]。
图5 宋宝庆三年（1227年）洪水题刻位置图（作者自绘）
（三）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洪水及其题刻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洪水题刻在涪陵、忠县共有3处。忠县李家石盘上刻有“大明庚申，加靖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大水到此。”忠县石宝寨碑刻又有“加靖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水迹。”涪陵南沱的题刻为“加靖三十九年庚申，水安在此处。”
图6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洪水题刻照片[5]
1560年的洪水是一次全江性洪水，洪水分布范围较广，历史文献记载多。上自金沙江下段，下至南京，干、支流局部地区都有大水的记载[7]，如巴陵“霪雨不止”、临湘“霪雨十日”、宜昌“雨雹伤禾”、湖广“洪水决堤无数”、孝感“舟入市”等记述。据胡人朝[8]推断，此次洪水源出于金沙江，其主要雨区在金沙江下段和涪江、嘉陵江下游及三峡区间。
图7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洪水来源及洪水题刻位置图（作者自绘）
（四）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洪水及其题刻
长江上游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洪水题刻目前发现22处[5]，其中重庆境内洪水题刻有16处分布于江北、巴县、长寿、涪陵、丰都、忠县和万州（见表1、图8）。
表1 重庆境内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洪水题刻表根据[4][5]整理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洪水主要来自岷江、沱江和涪江。这次洪水中，除了四川地区受灾严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区都遭到洪水的侵袭。6月上旬皖南地区发生暴雨，中下旬暴雨向湘鄂西部及贵阳一带移动，鄂西湘西地区有“大雨如注，彻夜达晓”“雨水透足”“势若倾盆”“连朝淫雨”的记载，贵州也载有“连日雷雨”“之雨急骤”；7月暴雨集中，上、中旬川西地区“暴雨过急”“雷雨大作”，岷江、沱江和嘉陵江下游“山水陡发”洪流骤涨，云南“雨勤水足”，同时，重庆至宜昌区间以及长江中下游又普降暴雨，造成大面积水灾，导致荆州城被冲淹[4][5][6][9]。这次洪水跨越岷江、沱江、涪江和长江干流，是长江又一次全江性洪灾。
图8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洪水来源及洪水题刻位置图（作者自绘）
此年洪水文献记载较多，除了《丰都县志》《万县志》《叙州府志》《纳溪县志》《合江县志》《资阳志稿》《内江县志》《龙安府志》《彰明县志》《绵阳县志》《巴陵县志》《九江府志》《芜湖县志》等众多地方志记录外，清宫档案中也有不少记载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长江洪灾的奏折。根据洪水题刻和历史文献记载两相考证，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确有一次较大的洪水。
（五）清嘉庆元年（1796年）洪水及其题刻
清嘉庆元年（1796年）洪水题刻有2处，其中重庆境内仅1处，位于忠县忠州镇斜石盘，内容为“嘉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至此”。此年洪水源于涪江、嘉陵江与三峡区间[10]。《合川志》亦有载“嘉庆元年，六月，大水入城”。
图9 清嘉庆元年（1796年）洪水来源及洪水题刻位置图（作者自绘）
（六）清咸丰十年（1860年）洪水及其题刻
清咸丰十年（1860年）洪水题刻有16处，其中重庆境内4处，分别位于江北、忠县和云阳（见表2）。
表2 重庆境内清咸丰十年（1860年）洪水题刻表根据[5]整理
图10 清咸丰十年（1860年）洪水题刻照片[5]
此次洪水受灾地区涉及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丰都、奉节、巫山、屏山、宜昌、宜都、公安、石首、东湖等地方志[6][11]均有该年洪水的记载。1860年洪水主要来自金沙江中下游及三峡至荆江之间。该年长江汛期较早，雨水较多，强度大。4月份贵阳地区便连续霪雨，6月份重庆、泸州及岷江流域降雨频繁且强度较大，7月中旬金沙江下游出现大暴雨，洪水进入重庆至宜昌河段与乌江洪水汇合，加之三峡地区、清江、荆江一带暴雨，江水泛涨，洪水淹浸“两旬”之久[6][7][12]。
图11 清咸丰十年（1860年）洪水来源及洪水题刻位置图（作者自绘）
这次洪水持续时间长，水量大，与当年三峡地区、鄂西地区反常的天气现象有关。在宜昌莲沱窑坪乐天溪黄金口杨姓家的大门石上，以对联形式刻下了两条题记，右面是“咸丰十年六月初一日息壤至此”，左面是“庚申年又三月十五日立夏下雪”[2]。这两条题刻把公元1860年“立夏下雪”这种洪水前期的低温天气和大洪水作为特殊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为水文气象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七）清同治九年（1870年）洪水及其题刻
清同治九年（1870年）长江重庆至宜昌河段出现了8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根据《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5]分析，1870年洪水可能是一次低涡切变天气系统造成。暴雨主要分布于嘉陵江中下游及重庆至宜昌区间，暴雨面积广、强度大、历时长，波及了长江上、中游地区，四川、重庆、湖北和湖南受灾最为严重，沿江城镇遭到了毁灭性灾害。官方和民间都用不同的方式，例如县志、府志、奏折、题刻、水文记录等，记录了当年的雨情、水情、灾情。该年洪水石刻洪痕遍布嘉陵江下游和重庆至宜昌河段沿江两岸，数量多达百余处，重庆境内清同治九年（1870年）洪水题刻多达97段[5]，是我国历史上洪水石刻记录最多的一场洪水[13]。大部分洪水题刻主要刻记了最高水位位置和发生日期，部分题刻还有对洪水涨落过程的描述。如，云阳新津乡姚坪村七组的洪水题刻文字意味深长“大清同治九年庚午岁大水到此杨明升苦苦刊立光美书”，文中用到“苦苦”二字，推测杨明升在这场洪水中遭受重创，专门请人书刻了这段题刻。又如，江北沙湾河街洪水题刻“同治九年庚午岁大水淹此六月十三日起至二十日退众性立”、奉节县涂家滩洪水题刻“同治九年水漾涂家滩七天七夜才退出屋基来”均记录了此处洪水涨退的时间段，“十三日起至二十日退”“七天七夜”，可见此次洪水历时之长、洪量之大。也有江北舒家乡大洪河写字岩题刻“庚午洪水任涛天窖处朝居有万千鳖蟹随浪游户内鱼虾逢浪至庭前”户内进水，鱼虾鳖蟹随浪游走的景象。题刻用生动而略带夸张的文学手法，捕捉并记录了那次洪灾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深刻记忆。
图12 清同治九年（1870年）洪水题刻拓片[5]
表3 重庆境内清同治九年（1870年）洪水题刻区域数量统计表
这次洪水发生于嘉陵江流域，入长江后，水势更壮，淹没了沿江各县，出峡后，湘、鄂、皖、赣等省均受其害，为数百年间所罕见。这次洪水丰富的实证资料（二百余条碑刻题记、一百余条文献史料[4]）对其洪峰水位、洪峰流量、洪水过程、洪水总量等分析研究工作有巨大的帮助，为葛洲坝、三峡水利枢纽设计等长江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提供较为准确的洪水资料，对我们今天有关长江水利、水电和航运方面的建设等也有很大的意义。
（八）川江古代典型洪水场次序位
重庆忠县是对洪水非常敏感的地方，自宋代以来，凡特大洪水几乎都有题刻记录。现将1153年、1227年、1560年、1788年、1796年、1860年、1870年这几次典型洪水流经忠县时众人篆刻的洪水题刻详细情况用下表展示。
表4 在忠县川江历年典型洪水场次序位表
注：①序位按洪水在忠县城的大小次序排列。
②1860年2段题刻均在忠县洋渡镇系忠县上游15公里处，按河流落差比降推至忠县处，实际小于1788和1796年洪水位。
③题刻海拔高程数据来源于《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5]。
根据表4按洪水在忠县的大小次序排列，清同治九年（1870年）洪水为第一大洪水，其次是宋宝庆三年（1227年）洪水、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洪水、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洪水、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洪水、清嘉庆元年（1796年）洪水、清咸丰十年（1860年）洪水。
但根据历次洪水的流量、三天及七天洪量排序，结果与洪水在忠县的大小次序有些许差别。一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洪水水位、流量及洪量比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更甚，洪水序位排第三。二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洪水水位、流量及洪量比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洪水和清嘉庆元年（1796年）洪水更甚，洪水序位排第五。
表5 川江历年典型洪水场次序位表
注：水位、流量、三天及七天洪量数据来源于《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5]。
三、川江古代洪水题刻的特点
川江古代洪水题刻具有如下五项特点[3][14]：一是洪水题刻记载的洪水年代久远且内容丰富；二是洪痕题刻数量多分布广；三是洪水题刻有具体的高程位置和发生的日期，并且高程准确；四是题刻记载与地方志等历史资料所记载内容大多能相互印证；五是从碑刻名称、刊刻时间、刊刻人来看，洪水题刻关于洪水的记录都真实可信。除此之外，笔者根据历年洪水题刻总结了其他三项特点，分述如下：
（一）集中刊刻
有意将历次洪水水位集中刊刻在一起是川江流域洪水题刻的一大特征。
最著名的便是忠县忠州镇汪家院子后石壁，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史二道士所刻的“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江水泛涨去耳。史二道士，吹篪书刻，以记岁月云耳”。75年后，又一次特大洪水扑来，史二道士的孙子史袭明道士按照他祖父的办法，又刻录了一段洪水题记“宝庆三年，丁亥，去癸酉七十五年，水复旧痕，高三尺许。六月初十日，嗣孙道士史袭明书记”。这次洪峰水位比公元1153年的洪水还要“高三尺许”，据测算，此次洪水的海拔高程为159.55米，仅次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的大洪水。祖孙两人的记录，将洪水历史演变的轨迹保留了下来。
图13 忠州博物馆内汪家院子洪水题刻复制品（拍摄：毛倩）
又如在重庆江北区沙湾街39号有两段洪水题刻， 分别是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和清同治九年（1870），海拔高程分别为194.19m、197.79m。两相比对可知，1870年清同治九年的大洪水比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的大洪水更加凶猛。
忠县洋渡镇大堰村六组有一段1788年洪水题刻“戊申年，六月廿二日，长大水，安齐治步止，人难行。袁大海字。”其旁又有一段1860年洪水题刻“庚申五月廿三日，下大雨，长水，六月初四，早辰水又安这来，比老戊申小五尺水”。可见1860年洪水比1788年洪水“小五尺水”（约1.67m）。
图14 忠县洋渡镇大堰村六组1788年与1860年洪水题刻照片[5]
潼南大佛寺七檐阁右侧崖壁上，也集中镌刻了几处洪水题刻和标记线：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大明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水泛至此。给事中席彖谨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年，六月十五，水到此”、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水到此”、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水到此。□亭题”。
合川区钓鱼城街道黑岩社区观音阁后侧岩的刊文云“同治九年庚午岁六月十七日，水涨至此”，左侧则刻着“光绪二十九癸卯六月初八日，小五尺”。这两段洪水题刻把同治九年（1870）和光绪二十九（1903）年两次洪水进行对比：光绪二十九年比同治九年的洪水最高水位“小五尺”（约1.67m）。
图15 合川区钓鱼城街道黑岩社区1870年与1903年洪水题刻照片[5]
渠江合川蒲溪场下游小沟风双喜桥碑刊云：“嘉庆，水涨到此处”，其旁又刻有“庚午年间，高七尺”（约2.33m），明确告诉后人：同治庚午（1870）洪水水位比嘉庆十三年（1808）洪水水位高出2.33 m。
古代测量科学不发达，人们很难进行异地比较，而集中刊刻则便于比较。人们可以通过刊刻的水位符号进行分析对比，探索洪水变化规律。
（二）方言刻录
川江流域洪水题刻另一特点具有当地特色，便是用方言刊刻。
在涪陵南沱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洪水题刻刊刻着“加靖三十九年，庚申年，水安在此处”。其中的“安”字为重庆地区的方言读音，是“淹”之意。现在的重庆方言中，仍将淹字读成“安”字音。除了此处外，多处洪水题刻都有同样的表达：江北唐家沱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河水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大水安此处”、忠县洋渡镇大堰村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戊申年六月廿二日长大水安齐治步止人难行袁大海字”、万州高峰镇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皇清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水安此处”等等。
图16 三处用方言“安”字洪水题刻照片及拓片[5]
在合川云门镇龙挡沟桥下刻有清同治九年（1870年）“大清同治九年六月十八日河水淹进此凼”的表述。“凼”是一个非常地道且常用的重庆方言词，常指地面上因积水而形成的坑。此处题刻的意思是1870年的大洪水将此处（合川云门镇龙挡沟桥下的水坑）都淹没了。现在的重庆方言中也常用凼字。
重庆方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数百年的演变与发展。其根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移民潮，那时的湖广、两广、江西等地的民众纷纷涌入四川盆地，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这些洪水题刻中的方言刻录了四五百年前重庆方言的一些发音，也算是重庆方言形成的旁证了。
（三）水位标示方式多样
川江流域的洪水题刻水位标示方式多样。最常见的就是直接在当时洪水淹没线位置刊刻“大水至此”“水此”“水安此处”之类的文字，文字高程即当时水位高程。还有用符号表示水位线高程的，常用符号有横线、箭头、∑、Z等形式（如图17）。宋代有时用“水作”刻痕来表示水位线，并刻上文字说明洪水时间和与水作的关系，如江北梅溪镇灰楼湾长田坎岩壁上宋宝庆三年（1227年）洪水题刻“丁亥，宝庆三年六月初七日，水长，初八高至水作”（如图4）。有的题刻用文字和数据描述当时水位与岩石或建构筑物的相对位置关系。如重庆江北石船镇麻柳场清乾隆五十九年洪水题刻“清五十九年甲寅六月初十夜，水过石梁三尺。九月重建。会首刘文奉、李士鼎”、重庆合川铜溪镇清同治九年洪水题刻“大清同治九年庚午岁六月十七日洪水涨平了硚（桥）”。
图17 四处用符号表示水位线的洪水题刻照片及拓片[5]
川江洪水题刻记录着千年江河故事，为后人保存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的一手资料，为研究水文情况、气候变化和当地社会文化等提供了重要实物，是一份珍贵的水文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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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周遵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