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0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25年度业务科研汇报会在院三楼会议室举行。来自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建筑遗产研究所、文物保管研究所、文物修复研究所的22名专业技术人员围绕主动考古发掘成果、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文物科技修复保护等主题进行了汇报。
报告会第一场以主动考古发掘成果为主题，共有5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汇报。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蒋航昌作了题为《垫江桂溪县城遗址2025年考古发现》的报告。作为《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的重要子项目，2025年6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垫江桂溪县城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在上塆地点和瓦渣坵地点清理出房址、道路、灰坑、排水沟等重要遗迹26处，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器，取得了重要收获。第一，在花池－瓦渣坵区域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存、道路、围沟、排水设施及其出土的重要遗物，为确定桂溪县城遗址年代、性质、探寻遗址功能分区提供重要材料。第二，上塆－谢家坪区域发现高规格建筑基址、石板碥路等，为探索宋代桂溪市镇提供重要线索。第三，出土的大量陶文材料对于探讨遗址性质及手工业人群及管理制度等具有重要价值。第四，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初步揭示了桂溪县城遗址区域唐宋时期古环境的变迁及与遗址兴衰的关系。
桂溪县城遗址地貌环境（蒋航昌 供图）
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胡立敏作了题为《2025年钓鱼城遗址考古新发现》的报告。2025年6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钓鱼城三龟石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同时为配合文物保护工程对东内城墙遗址开展考古发掘，清理了城墙、高台、道路、灰坑、石碓、磉墩、水井、水沟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遗物。本年度的考古工作首次整体贯通了东内城墙，明确城墙全线的位置与走向，并确认东内城墙北端未与环城墙相连，进一步补充完善钓鱼城的内城城防体系；考古发现的城门、城墙、高台及道路等重要城防设施，对于东内城墙城防体系构成、营建次序以及分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考古解剖所见不同时期城墙、高台夯土在土质与土色上的异同，调查发现的城墙底部与岩石结合处的錾凿凹槽和顺砌条石铺底做法，对于研究钓鱼城各期城墙土作和石作的具体营建细节具有重要作用。
钓鱼城遗址东内城墙（胡立敏 供图）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卢烈炎作了题为《合川龙多山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发掘收获及初步认识》的报告。2025年6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合川龙多山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出土各类器物标本300余件套。本次考古工作发现和清理了一批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寺院遗迹、窟前建筑和僧俗墓葬等遗存，出土了一批以圆雕造像、建筑材料和碑刻为代表的重要遗物，初步厘清了龙多山文化遗存的分布格局与历史景观的演变脉络，拓展并深化了石窟寺考古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其中太清宫寺庙建筑基址区的宋代建筑基址与燃灯塔龛前建筑的发现，可与宋代文献中的“鹫台院”和“龙君亭”相印证，为寺庙建筑复原和古代山岳祈雨祭祀研究提供了关键性实证；一批唐代至明清时期的僧人瘗龛、瘗窟及塔墓的发现，为研究该时期僧人墓葬形制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龙多山太清宫寺庙建筑基址区发掘现场（卢烈炎 供图）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李萌威汇报的题目是《2025年西藏昌都迥·拉达堪布遗址考古发掘收获》。2025年7月至10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卡若区文化和旅游局对迥·拉达堪布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夯土碉楼、围墙、夯土包石台基等遗迹16处，出土陶、铜、铁、石、骨等各类文物标本156件（套）及大量动物骨骼。本年度系该院首次在西藏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通过对内城北围墙、2号夯土包石台基、8号碉楼、内城中部、南外城中部等城垣重要节点、城内地势平缓区域的散点式解剖及东外城15号碉楼的重点揭露，解决了内城北围墙、内城东南部围墙与碉楼、夯土包石台基之间的闭合问题，廓清了碉楼的布局与结构，在内城、南外城新发现有不同功能的建筑，进一步深化了对遗址防御布局、功能分区的认识。
迥·拉达堪布遗址周围景观地貌（李萌葳 供图）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唐勇作了题为《重庆酉阳冉氏土司家族墓群的发现与认识》的报告。近年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持续推进冉氏土司墓葬考古工作，系统发掘4处冉氏家族墓地，清理土司及土司家族墓葬16座，墓葬形制包括多室石室墓、多室砖室墓及竖穴土坑墓，年代从明代中期至清代初期；发现的碑刻、买地券等文字材料，补充并佐证了文献对冉氏土司的记载。冉氏土司家族墓群的持续发掘深化了对冉氏土司墓葬形制的演变、墓地选址及丧葬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认识，为研究酉阳乃至西南地区的土司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龙潭墓群茶园墓地全景（唐勇 供图）
报告会第二场以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为主题，共有6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汇报。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郎莉作了题为《潼南尖坡遗址考古发掘收获》的报告。尖坡遗址位于重庆市潼南区别口镇科朗村，地处涪江右岸五级阶地。2025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195件具有明确地层信息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及断块等。工具类型丰富，除重型刮削器、刮削器、砍砸器、凹缺器、尖状器等常见器型外，还出土了少量的似阿舍利技术元素的手斧、手镐和石刀。本次发掘是涪江流域（重庆段）旧石器考古的一次重要突破，不仅初步揭示了该区域石器技术的演变脉络，进一步完善了重庆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序列，也为探讨区域古人群的迁徙扩散，以及阿舍利技术体系在东亚的传播与本土适应提供了关键个案。
尖坡遗址出土石器（郎莉 供图）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娄亮作了题为《彭水中堡盐业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收获》的报告。2025年10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在四普专项调查（郁江流域文物专项调查）中发现的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揭露出战国、宋代、明清等各时期制盐相关遗存，并清理了一批盐灶、卤水池、灰坑、天井、排水沟等制盐相关遗迹，出土大量制盐陶器及少量生活用瓷器、钱币、铜权以及动植物、木炭、骨骼等各类检测标本。中堡盐业遗址是乌江流域首次发现的先秦时期制盐遗址，证实了郁江流域制盐历史至少可追溯至东周战国时期。
中堡遗址正射影像（娄亮 供图）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叶小青作了题为《成渝孔道重庆第一关——成渝古道老关口遗址考古发掘收获》的报告。老关口遗址位于璧山区青杠街道清明社区，地处龙隐山拖木槽垭口。为配合登山步道修建项目，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5年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及抢救性发掘，共发现明清时期遗迹33处，包括道路、摩崖题刻、城门、城墙、哨楼、营房、房址、灰坑、排水沟等，采集及出土器物35件，包括瓷碗、杯、碟、盏以及铜钱、子弹壳等。通过发掘确认了老关口遗址为一处集城防、道路及生活设施为一体的关隘遗址，是明清时期成渝古道东大路沟通缙云山脉东西两侧白市驿和来凤驿的重要节点，对研究成渝之间的商贸往来、人群迁徙、文化互动以及后续古道路的调查与发掘具有重要意义。
老关口遗址结构示意图（叶小青 供图）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卢林明作了题为《武隆蒲板铜器窖藏考察与研究》的报告。铜器窖藏是古代人们将若干铜器集中埋藏于地下的一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战争因素、政治变革、祭祀风俗、经济原因等。1998年，在武隆蒲板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虎钮錞于、扁钟和铜洗各一件。2025年7月6日，对武隆蒲板铜器窖藏出土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对铜器窖藏发现的系统梳理及出土器物年代、文化属性的对比分析，推定武隆蒲板铜器窖藏的年代为东汉中晚期，窖藏的性质可能与天地山川祭祀有关。武隆蒲板铜器窖藏出土的虎钮錞于、扁钟和铜洗组合是晚期巴文化铜器固定组合的代表性案例。蒲板窖藏与武隆地区一批战国秦汉时期遗存的发现，为揭示晚期巴文化的社会图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武隆蒲板铜器窖藏出土铜器（卢林明 供图）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娄亮作了题为《中国早期朱砂的使用及其社会意义的转变》的报告。朱砂在古代中国绝非普通的颜料或矿物，而是一种融合了实用功能、宗教信仰、政治权力与永生追求的特殊物质。为系统阐释朱砂在早期中国的独特地位，报告借助已有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探究了朱砂在史前时期的使用及其社会功能的转变过程：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朱砂开始与赭石并用，作为用于装饰陶、木器的红色颜料；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其社会功能经历了由装饰颜料过渡为一种“中心化”的使用模式，即集中服务于整个聚落共同体层面最重要的建筑与墓葬，用以表达集体性的观念与社会认同，成为像青铜器、玉器、绿松石等宝石制品一样的威望物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陶寺遗址为代表，朱砂迈入了丧仪的核心组成部分，彻底演变为被早期社会上层垄断并规范化使用的威望物品。
陶寺遗址M2001（娄亮 供图）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李凤作了题为《乌江下游的古环境与生业经济初探——基于武隆信号台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的报告。武隆信号台遗址是乌江下游一处重要的聚落遗址，涵盖了东周、汉代、唐代等时期，拣选出哺乳类、鱼类、鸟类、爬行类23种共计2227件骨骼，以哺乳类骨骼出土最多。这些动物的生境反映了从东周开始，遗址区域为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同时垂直气候差异明显，既有海拔较高的针阔混交林，也有海拔较低的常绿阔叶林、灌木丛植被。首次在汉代遗迹中发现斑林狸骨骼，更新了重庆地区的古动物种群。从东周至汉代，信号台遗址完成了野生动物数量占主导地位到家养动物数量占主导地位的转变，体现了乌江下游地区的生业经济发展状况，说明乌江流域的农业经济在汉代发展空前。
信号台遗址出土哺乳动物骨骼（李凤 供图）
报告会第三场以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为主题，共有6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汇报
建筑遗产研究所刘红林作了题为《荔枝道调查路线中择线规律与营建技术初步探究》的报告。基于学术界关于贡荔枝品种及产源地多元化的主流观点，荔枝道路线从川东平行岭谷向北翻越大巴山进入汉水盆地，其线路应当具有多线特征，大致包括洋渠路、荔枝道及洋万涪道三条大的主线及其他若干支线组成。通过调查发现，明清以来的荔枝道主线穿越了川东平行岭谷、大巴山、西乡盆地、秦岭山脉南麓四个大的地理单元。荔枝道线路中存在“沿河筑路、横岭越垭、陡险盘旋、陡险设栈”等交通路线取线特点，山区道路主要根据沿线山势地形情况和最小交通成本进行选线，古道路线往往沿着河谷、平原与山地的过渡地带分布，这样布局既有利于道路的修建与维护，也便于行旅商贸通行。道路本体分为栈道、碥道两大类，并且保存较为完整，多分布于地势较平缓的山间谷地或坡麓地带，同时还发现了大量排水沟、车轮槽和壶穴等道路附属设施。通过对道路解剖发现，古道中存在明显的叠压重合和土包条石现象，条石下方的垫土作为柔性基础，起到了缓冲承重和调节温湿度作用。总体来看，荔枝道线路中存在“大巴山以南多桥梁，大巴山以北多栈道”的特点，这跟古道穿越不同的地理单元有直接关系。
万梁古道北线亭子垭段（刘红林 供图）
建筑遗产研究所刘远坚作了题为《巫溪大宁盐场遗址三车间制盐遗址现状勘察及劣化研究》的报告。大宁盐场遗址位于巫溪县宁厂镇，于2019年10月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车间制盐遗址是国营宁厂盐厂规模最大的制盐车间，遗址分布面积约7400平方米，自20世纪90年代停产闲置后，无人有效管理，整体破败较为严重。
本次工作结合遗址保存现状及劣化状况，开展现场勘察及研究工作，在前期考古研究成果基础上，收集整理现场环境资料，调查测绘遗址病害及险情，对遗址保护区内部及周边环境的岩土体进行取样、检测和试验，分析研究遗址区本体构筑材料类型、特性及劣化机理。
大宁盐场遗址区域属于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降雨充沛，遗址风化劣化严重。通过现场的详细勘察和样品的检测分析，反映出三车间制盐遗址本体主要病害包括雨水侵蚀、裂隙、碱酥以及粉状剥落等，病害数量多、类型复杂；遗址的主要构筑材料具有孔隙率高、孔径大、吸水率大以及强度低的特点，容易受水害侵蚀，在高盐环境下的抗风化能力较弱；高盐环境下侵蚀水中的SO42-以及Cl-是对大宁盐场遗址砖危害性最大的两种可溶盐，其中SO42-通过化学反应、酸性作用和氧化作用等机制促进遗址砖的风化过程，而Cl-可以通过离子交换、溶解作用和潜在的酸性影响等机制加剧遗址砖的风化劣化，在干湿循环中反复溶解结晶，产生膨胀应力，破坏内部结构，降低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形成劣化循环。
三车间制盐遗址病害检测（刘远坚 供图）
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周遵逸作了题为《价值认识和空间叙事视角下文物主题游径设计探索——以成渝古道（重庆段）为例》的报告。报告以成渝古道（重庆段）为研究对象，探讨价值认识与空间叙事视角下文物主题游径的设计路径。研究通过价值评估，系统识别其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历史军事、移民文化、工程技术与宗教艺术等六大维度的价值内涵，继而凝练“一径、两线、六主题”的空间框架；再依托空间叙事理论，构建“场景－序列”双层设计逻辑，将离散遗产转化为沉浸式体验线路。研究提出“价值先行－事件中介－空间叙事－公众体验”四位一体的方法论体系，旨在破解当前游径建设中碎片化、同质化与去语境化等难题，为线性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活化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移民走廊(走马镇)文化体验游线（周遵逸 供图）
建筑遗产研究所韩昭彦作了题为《巴渝古建筑策展实践探索——以潼南独柏寺为例》的报告。独柏寺策展工作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建筑遗产研究所承接的第一个陈列布展项目，是该院首次探索巴渝古建筑策展实践。展览主题为“独柏存芳 涪水遗响”，展陈内容包括重庆涪江流域古建筑主题展示、独柏寺正殿主题展示、传统木作工具实物陈列、文创手册等。
“独柏存芳”旨在简要诠释独柏寺正殿的核心价值、建筑风格和形制特点等。“涪水遗响”主要选取净果寺、板桥寺、龙兴寺三处明代建筑，和庆福寺一处清代早期建筑作为代表，对其建筑概况、历史价值、形制特征等进行展示。独柏寺策展以“成本低、内容精、接地气”为原则，输出了一次图文并茂、实景结合、简洁易懂的展览。
独柏寺正殿三视图及构造剖面图（韩昭彦 供图）
考古研究所（石窟考古中心）周天毅作了题为《基于GIS空间分析的璧山老关口遗址空间布局与功能研究——成渝古道关隘考古的新视角》的报告。汇报以成渝古道上的老关口遗址为案例，探讨如何将GIS多尺度空间分析应用于关隘考古。研究整合了高精度的地形与遗迹数据，分别从“区域选址－局部防御－内部组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区域选址上，通过模拟古人行进的最优路径，发现该关隘对古道关键通道具有显著控制力；局部防御中，结合地形可视性与坡度分析，复原了其依托山势构建的立体监控防御体系；遗址内部组织上，则通过视野分析和空间计算，揭示了遗址内部各功能单元间高效协同的布局关系。老关口是一个选址巧妙、防御严密、组织高效的综合性节点，其空间形态是古人工程智慧与复杂地形完美结合的生动例证。
璧山老关口遗址视域分析（周天毅 供图）
文物保管研究所陈珊珊作了题为《出土文物数字化管理探索与实践》的报告。可移动文物是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载体，考古出土文物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开展科学保护与规范管理，是考古机构的核心职责。报告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例，依托标准化数据管理、RFID全流程技术追踪、大数据与AI智能识别、分级安全管控等技术手段，搭建出土文物数字化管理系统与文物特征信息库，构建出土文物“录入—管理—流转—追溯—分析”的全流程闭环体系，系统性破解传统考古文物管理的痛点难题，推动出土文物管理标准化、动态化与智能化升级，为重庆地区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注入数字化新动能。
出土文物数字化管理考古发掘模块界面（陈珊珊 供图）
报告会第四场以文物科技修复保护为主题，共有5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汇报
文物修复研究所顾来沅作了题为《武隆关口一号墓出土漆器的材质及工艺研究》的报告。武隆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各类精美漆器130余件，极具重要价值和意义。研究人员采用显微镜、X射线透射仪、傅里叶显微红外光谱仪、拉曼光谱仪、扫描电镜能谱仪及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仪等多种仪器设备对漆器展开科学分析，深度剖析这批出土漆器的结构、材质及制作工艺。从漆器木胎的树种鉴定结果、木胎的制作工艺、漆灰层的种类、髹漆的层数、漆膜层的颜料成分及添加剂，以及金属扣饰的主要成分，可以看出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的漆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木胎的选择多为就地取材、因材施艺，兼顾性能与等级。高级的灰地工艺使得器物具有器壁薄、器型正、手感轻等优点。此外，在相对简洁的漆层结构上创造了华丽繁复的彩绘纹饰，以及不同材质的金属扣饰，体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研究结果为漆器的价值认知与梳理，以及漆器的保护修复、复制研究、展示利用等提供科学支撑。
漆膜中的彩绘颜料分析（顾来沅 供图）
文物修复研究所赵文华作了题为《基于表面电导率测量法的古代铁器脱盐阈值研究》的报告。铁质文物在埋藏和保存过程中易因可溶盐的存在发生电化学腐蚀，脱盐处理是实现其长期稳定保存的关键。然而，目前判定古代铁器是否需要脱盐的方法，大多是对铁器或锈蚀样品的水溶液进行氯离子含量测试，缺乏一种可快速判定铁器是否需要脱盐的便携测定方法。报告结合Elcometer 138 Bresle盐分检测仪的快速检测优势，通过对重庆地区出土铁器的盐分分析与模拟实验，探究铁器脱盐的可溶盐阈值，为保护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古代铁器脱盐阈值测定实验（赵文华 供图）
文物修复研究所宫鑫作了题为《基于pXRF技术的重庆地区出土瓷器窑口判别研究》的报告。古陶瓷产地判别一直是古陶瓷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特别是已经进入博物馆馆藏的不能进行有损取样检测的瓷器。以往此类瓷器对产地、窑口的判定主要是基于器型、釉色等形貌因素，但这一方法对无明显特征的瓷片识别性不强。报告针对三峡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以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藏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的瓷器，并提取部分皇华城遗址瓷器数据作为验证组，采用便携式荧光光谱分析仪测定釉、胎元素组成，与传统方法判定窑口的结果进行比对。统计分析表明，这批瓷器釉层的FeO、TiO₂、SiO₂三氧化物具有相当的窑口分组特征，胎体的FeO、TiO₂、K₂O三氧化物具有类似的分组特征。不同窑口的瓷器可以通过元素组成进行区分，如越窑、涂山窑、龙泉窑等，也有少量窑口在数据上比较接近，有待进行更多检测分析以进行深入讨论，如景德镇烧造、湖田窑等。利用便携式荧光光谱分析仪可以对重庆地区的瓷器进行部分窑口判别，能够与传统判别瓷器窑口方法互相印证，并建立更多窑口数据库。
重庆地区出土瓷器瓷釉检测结果（宫鑫 供图）
文物修复研究所张晓影作了题为《古青花瓷器“胎釉分做”美学修复研究与实践——以清青花缠枝花卉纹瓷碗为例》的报告。报告以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欧美地区出版的陶瓷文物修复技术与材料相关研究为基础，结合近代以来国内关于青花瓷修复实践案例中补配全色方法的对比梳理，以“胎釉分作”概念为核心，在满足最小干预、可识别、适配性、环保性、可操作性等原则下，通过具体操作实现青花瓷缺损处立体色彩仿制的美学修复。
美学修复理念框架及青花瓷修复前后对比（张晓影 供图）
文物修复研究所张贺作了题为《玻璃钢修复薄脆青铜器的重庆经验》的报告。南方出土的商周至春秋战国薄胎青铜器因高温高湿、酸性土壤的埋藏环境，普遍存在结构糟朽、腐蚀穿透等状况，造成其胎体脆弱、结构稳定性差等问题，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挑战。传统锡焊技术因热应力大、引入有害氯离子而难以适用，而玻璃钢（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因其轻质、高强、可塑性好等优点，在理论上为这类文物的修复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技术路径。重庆文博团队针对南方薄脆青铜器的修复难题，创新应用环氧树脂玻璃钢技术，形成了一套高效解决方案。尽管目前技术仍面临树脂与青铜热膨胀系数差异、质感不匹配等短板，未来可结合3D打印模具、光固化树脂等技术，推动修复体从“物理替代”向“功能协同”升级，实现保护效率与伦理的平衡。
环氧树脂玻璃钢在重庆薄脆青铜文物修复中的应用（张贺 供图）
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袁东山，以及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蒋刚、邹后曦等专家，对本次学术汇报展开了深度评议。各位专家高度肯定了汇报在学术价值、研究思路及方法体系层面的创新亮点，同时针对报告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强调需进一步强化多学科协同创新，深化跨学科融合研究，助力重庆考古事业在“十五五”时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整理：马晓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