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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第一讲)丨孙华:三星堆的新发现和新认识
发布时间: 2026-01-30

2026年1月29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三星堆的新发现与新认识”的精彩讲座。

孙华

本次讲座围绕三星堆聚落形成和发展的自然背景、三星堆遗址三种文化变动的文化现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特点和价值等三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展开,涉及三星堆人的水利工程建设与三星堆城形成之间的关系、文化变动背后的历史背景、三星堆器物坑典型文物的复原分析和文化解读。

三星堆聚落形成与发展的自然背景

孙华教授以三星堆人对水资源的利用为切入点,指出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沱江冲击扇区域,因各种原因的交互作用,遗址区的河流景观古今变化很大,这也成为三星堆水利工程与城池发展的核心自然背景。三星堆遗址位于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鸭子河的位置古今变化不大,马牧河则古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马牧河在今三星堆大城的南城墙和南城壕外流过,呈“几”字形穿城而过的今马牧河形成于三星堆城毁弃以后。最新考古研究还发现,在三星堆聚落形成以前,古鸭子河与古马牧河之间还有一条宽约150米的古河流,该河流可能是古鸭子河溃决南岸后形成的一条水道,呈“之”字形从今三星堆大城西北角流向大城东南角,汇入到古马牧河中。三星堆文化初期的首个小城便利用该河道作为天然护城河,并在小城的东南角修筑近似“一字城”的设施缓解河流冲击。到公元前1400年前后,三星堆大规模扩建城池,向北、东、南三面拓展修筑大城,大城的南城墙和南城濠直接营建在古马牧河“V”字形河道东西两个顶端,并在大城西城墙和东城墙上各辟一个水门,使得从城外大河引来的水通过人工河渠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形成如今所见的一大城三小城、河流横贯的都城格局。这种都城格局对以后的蜀地的都城规划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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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引自孙华:《三星堆的新发现和新认识》PPT第14页)

三星堆遗址的两次重大文化变革

孙华教授重点分析了变革现象的历史解释。一是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的变革。在器物群上,三星堆文化出现了一群瘦高小底的陶器和二里头文化风格陶器,出现了铜石复合的青铜器和礼仪性的玉石器;在聚落与建筑上,原有大型建筑被摧毁,重新规划营建新城,修筑大规模城墙、城壕及青关山高台建筑;丧葬习俗上,丧葬观念转变带来的土葬墓地的消失和土坑墓的剧减,宝墩文化的土葬传统突然消失(推测转为水上的船葬)。据孙华教授推测,此次变革并非文化自然延续,可能与外来族群介入有关,三星堆宝墩文化聚落虽然借助区位优势在成都平原古城之间的争斗中获得胜利,但其主导地位很可能已经被外来族群所夺取。二是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的变革。在器物群上,三星堆文化末期就出现十二桥文化的尖底器,以后的陶器风格变得较为矮胖,流行多种尖底器;在重要遗存上,推测的三星堆国家的宗教祭祀场所遭到破坏,损坏的祭祀用神像和器具被运至城外挖坑掩埋起来,三星堆城内的大型土木营建活动全面终止,原先营建的建筑物等也受到破坏;在城池功能方面,城墙遭受严重损毁,水系也缺乏有效管理,致使防御功能丧失。孙华教授认为,此次变革可能源于内部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也有三星堆的外部聚落参与其中,战后三星堆都城地位衰落,部分人口迁徙至金沙等地,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内的十二桥文化聚落数量迅速增多,推动了十二桥文化的扩散,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特点与价值

孙华教授总结了三大核心特点与三大重要价值:特点方面,一是两遗址均有河流横贯城内,将城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为行政区与宫殿区,南区为祭祀区,功能分区明确;二是宗教祭祀色彩强烈,出土大量与祭祀相关的遗存与器物,不仅塑造祭祀对象即神像,还制作祭祀主体及祭祀场景的中介物,与后世祭祀方式差异显著;三是出土文物独特罕见,如凸目尖耳青铜神面像形成“三神体系”,复杂的表示通神场景的组合铜器等。价值方面,一是整合了太阳神鸟、太阳神树等上古神话,用青铜器物构建了完整的宇宙神话体系,是目前所见该神话最完整的物质化呈现;二是形成了类似后世“投龙”的天人关系思想,三星堆“国王乘龙通天”的文物形象,实际上就是后来投龙仪式的源头;三是开创了“法天”的城市规划思想,将城内河流比作银河,帝王居河北区,祭祀区在河南区,该规划思想从三星堆、金沙延续至秦咸阳和隋唐洛阳,成为中国古代两大城市规划思想之一。另外,三星堆埋藏坑内相关的祭祀器物,蕴含的大量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我们深化认识三星堆国家的政治构架、思想观念、宗教仪式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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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引自孙华:《三星堆的新发现和新认识》PPT第33页)

最后,孙华教授还谈及三星堆文化时期是否有使用文字的问题。他指出,虽然有一些图案与战国时期前后的“巴蜀符号”有些相似,但是不能简单的将它归为文字。直到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人中的贵族阶层在与周人的接触中才逐步学习和掌握了文字。而巴蜀地区从三星堆文化以来应该还有一种原始记事的符号,即“巴蜀符号”,这种符号在战国时期前后尤其流行,可能作为原始记事符号与文字并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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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2026年1月29日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交流会专家讲坛”上的发言资料整理而成,文章经主讲人孙华教授审定)整理:卢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