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址概况
龟陵城遗址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马鞍街道办事处玉屏社区一组，雄踞于长江北岸三台山上（图一）。龟陵城本名三台城，因外形似龟，亦称龟陵城。城址于咸淳二年（1266年）建立，咸淳三年（1267年）涪州移治于此，成为宋蒙（元）战事涪州战场的军政指挥中心，景炎二年（1277年）城址被元军攻破而废弃[1]。明末清初移民入川，钟氏家族入住城内，更名为“钟堡寨”，后因音误讹称为“东堡寨”。清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事席卷楚、川地区，在此背景下，城址得以重修[2]。
图一 龟陵城遗址位置（周天毅 制图）
2017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涪陵区博物馆对遗址开展了首次大规模的专题调查、勘探和主动性发掘工作，确认遗址由山顶环城、北外城、东外城、南外城和西外城五部分围合组成，山顶环城是整座城址的中心。2018年至2019年，对山顶环城西侧王子顶建筑基址区开展了第二期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房址、水沟、道路、灰坑、墓葬等遗迹单位，出土建筑构件、生活用具等各类器物，时代为南宋、元、明、清时期。龟陵城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获取了丰富的植物遗存，为探讨重庆地区宋元、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植物资源利用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样品采集及浮选结果
（一）样品采集及浮选
在2017年度、2018年度的考古发掘中，采集土壤样品29份，其中2017年度采集样品6份，土量82升；2018年度采集样品23份，土量671升，主要来自房址、灰坑、灰沟和地层，时代为宋元和明清时期。采集的样品在当地采用小水桶浮选法进行了浮选，收集轻浮样品的分样筛规格为80目（0.2毫米）。
表一 龟陵城遗址浮选土样采样背景
（二）浮选结果
龟陵城遗址29份样品中出土大于1毫米的炭化木屑共166.07克，平均炭屑密度为2.21克/10升。
龟陵城遗址浮选出土炭化植物遗存69536粒（表一），其中能鉴定到种属的植物有30余种（图二，图三）。
表二 龟陵城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统计表
从数量上看，以农作物为大宗，出土水稻（完整稻米、破碎稻米、稻谷基盘）、小麦、粟、大麦、高粱、燕麦、荞麦、大豆、赤豆共9种农作物，合计68546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98.58％；非农作物包括禾本科、莎草科、豆科、唇形科、茜草科、漆树科等22个种属的植物种子，共计990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1.42％。
图二 龟陵城遗址出土部分炭化农作物遗存
1.稻米 （短粒型） 2.稻米（长粒型） 3.稻谷基盘 4.燕麦 5.粟 6.小麦 7.大麦 8.荞麦 9.高粱 10.赤豆 11.大豆
图三 龟陵城遗址出土部分炭化非农作物遗存
1.马唐属 2.胡枝子 3.紫苏 4.石荠苧 5.萤蔺 6.拉拉藤 7.稗属 8.野豌豆 9.盐肤木 10.花椒 11.楝
从时代上看，宋元时期出土的植物遗存数量最多，出土68960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99.17％，明清时期出土植物遗存576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0.83％。
在龟陵城遗址浮选的样品中，2份宋元时期样品（G8①和TS05W14④）出土的植物种子数量异常丰富，共出土68137粒植物种子，2份样品出土植物种子数量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7.99％，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样品的数量，因此在进行量化分析时，将2份样品的植物遗存排除，进行单独讨论。
如若排除2份异常样品的植物遗存，则龟陵城遗址其余27份浮选样品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共计1399粒，其中农作物种子数量为1198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85.63％，非农作物种子出土201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14.37％。
（三）测年结果
表三统计了龟陵城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AMS碳十四测年结果。其中2017FLGH4①和2018FLGF12①分别用浮选出土的2粒水稻进行测年，2018FLGF5①用浮选获取的2粒小麦进行测年，所测年代与采样单位年代基本符合，为宋代、元代和明代。
表三 龟陵城遗址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测年数据（AMS）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宋元时期农业经济特点
11份宋元时期的样品中出土826粒炭化遗存，其中农作物出土788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5.40％，可鉴定的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粟、赤豆、大麦5类。
图四 宋元时期出土农作物数量百分百和出土概率图（排除2份异常样品）
图四可以看出，宋元时期水稻出土数量占有绝对的优势，共出土699粒（含水稻基盘），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88.71％；小麦出土56粒，占农作物总数的7.11％，粟出土27粒，占农作物总数的3.43%，小麦和赤豆出土数量极少，均占农作物总数的0.38％。另外，在2份异常样品中发现了1粒炭化大豆籽粒。龟陵城遗址水稻的出土概率最高，为100％，小麦和粟的出土概率均为54.55％，大麦的出土概率为27.27%，赤豆的出土概率最低，为18.18%。结合农作物的数量比值和出土概率可以看出，水稻的数量比重和出土概率是最高的，小麦和粟的数量不多，粟略少于小麦，但是两者出土概率均较高，大麦、赤豆、大豆的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均较低。
宋元时期出土的非农作物仅38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4.60％，主要是萤蔺、稗属、水莎草、马唐属等杂草种类。其中萤蔺、稗属、水莎草多生于沼泽地、沟边及水稻田，应是稻田伴生杂草；马唐属为一年生草本，生于路旁田野，是旱地的主要杂草。杂草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形成、依附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存在的一类特殊植物[3]。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受到人类活动、自然等因素影响。龟陵城遗址宋元时期出土的杂草数量极少，可能反映了当时重视田间管理，作物的精耕细作达到很高的水平，也可能反映了先民对作物的生产加工活动，带回遗址的粮食作物很有可能经过筛选、扬场等初步加工。
稻为一年生水生草本，喜高温、多湿、短日照，对土壤要求不高，是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涪陵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长江和乌江穿汇于境，水系发达。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降水丰沛[4]，水热条件适宜水稻的生长。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5]，《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县北有稻田，出御米”，说明在今江北县可种植优种稻米[6]。植物考古工作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水田遗址[7]和中坝遗址[8]就发现稻米和水稻基盘，在商周时期的古坟坝遗址[9]、汉代的汉东城遗址[10]，也发现了少量稻米（水稻基盘）遗存，然而由于重庆地形多为山地、丘陵，新石器时代以来农业经济以旱地作物粟黍为主，水稻所占的比例极低。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人口大量南迁。重庆地区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大幅度增长，随着水利灌溉的发展，宋代水田农业在重庆绝大部分地区兴起[11]，从龟陵城遗址的浮选可以看出，高产的水稻成为涪州先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二）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特点
16份明清时期的样品中出土了573粒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农作物出土410粒（含稻谷基盘），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71.55％，较宋元时期增加了燕麦、荞麦、高粱3种谷物种类。
图五 明清时期出土农作物数量百分百和出土概率
图五统计显示，水稻数量最多，共出土241粒，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分别是58.78％和75.00％，较宋元时期有显著的降低，但仍是明清时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出土128粒，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分别为31.22％和68.75％，居第二位，绝对数量较宋元时期有明显的增加，出土概率也有提高，由此可见，小麦是明清时期非常重要的农作物。粟的出土数量很少，仅为农作物总数的0.98％，出土概率略高，为25.00％，较宋元时期地位显著降低。燕麦出土21粒，绝对数量占农作物总数的5.12％，出土概率为12.50％；赤豆出土10粒，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分别是2.44％和12.50％，燕麦和赤豆的数量稍多，但是出土概率较低。大麦、高粱、大豆、荞麦的出土数量和概率都很低。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延续宋元时期以水稻和小麦为主的农业体系，作物种类更加多样化。
明清时期出土非农作物遗存163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28.45％。主要是马唐属、野豌豆、拉拉藤、牡荆等。其中马唐属、野豌豆、拉拉藤为旱地常见杂草种类。明清时期最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而在宋元时期发现的萤蔺、稗属等水生杂草发现极少。牡荆为生于山坡路旁或灌木丛的灌木或小乔木，可能是被当做薪材等带回遗址。
（三）两份异常样品的讨论
在龟陵城遗址中，发现了两份宋元时期的异常样品（G8①和TS05W14④），出土了极为丰富的炭化植物种子（表四）。这两份异常样品的采集位置邻近。其中G8位于TS05W14中部、TS05W15东南部，开口于TS05W14④层下，打破基岩。沟平面近长条形，斜直壁，壁面粗糙，底面东北高西南低，底面不平。揭露部分长14.5、宽0.3～1.3、深0.1～0.65米。沟内堆积仅1层，为灰褐色黏土，含大量炭屑、红烧土颗粒、陶片、瓷片、兽骨、钱币等，时代为宋末元初[12]。根据出土遗物推断，G8①和TS05W14④应为同时形成的遗存。
龟陵城遗址2018年度发掘的第一期建筑基址发现了三级大型台基建筑群，呈中轴线分布，布局符合宋代府、州衙署三进式的院落结构。发掘者推测，这些建筑与涪州衙署之类的高等级建筑关系密切。两份样品出土于第一期核心建筑的西南部，出土植物遗存数量达68137粒，其中水稻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98.73％，还出土少量粟、小麦、赤豆、大豆等农作物。
仓储对于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至关重要。宋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备的粮食仓储体系[13]。州县仓通常位于县城的中心地带或靠近城门。据《淳熙严州图经》所绘制的子城图，常平仓位于衙署东部，紧邻衙署区，常仓、都仓位于子城东部，在《建德府内外城图》[14]中，都仓和常平仓则位于内城东北部。龟陵城遗址作为南宋时期重要的山城遗址，咸淳三年涪州州治迁移到此，作为涪州治所所在地，十多年间衙署及州县仓也应迁移至此，直至景炎二年被元军攻陷而废弃。在两份样品中发现了大量密集的炭化粮食，我们据此推测，这两份样品出土地附近极有可能曾是涪州衙署仓储所在地。面对蒙（元）军的猛烈攻势，涪州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宋亡之二年，（三台）城始破，（王）仙自刎，断其亢不殊，以两手自摘其首坠死。[15]”考古工作者在城墙内侧发现了大量用于防御的礌石，可见当时战争之惨烈，英雄之忠勇。蒙古征服世界各地，基本采取降服怀柔、抵抗屠城的政策[16]。城破之后，龟陵城极有可能遭受了抢掠和焚毁，至此，三台城被废弃。在战争中，粮仓内存储的粮食被焚烧，大量未被完全燃烧的稻米被保存下来。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两份样品中，每10升土样中出土炭化稻米数量超过1万粒。
表四 宋元时期两份异常样品出土植物遗存统计表
（四）关于水稻品种的问题
在龟陵城遗址的两份样品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炭化稻米，其中完整稻米13727粒。通过形态学观察，这些稻米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米粒短而饱满，外观圆润，另一种米粒细长。此外，还有一部分稻米的形态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
水稻主要分为粳稻和籼稻两大品种，两者在形态性状和生理性状上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同时大部分性状差异具有相对性。粳稻品种的籽粒通常较为短圆，较厚，籼稻品种以细长粒型较为常见[17]。粳稻和籼稻可按照粒长和粒宽的比例进行区别，其中粳稻长宽比一般在2以下，约为1.6-2.3，籼稻长宽比一般在2以上[18]。
在G8①样品中，我们随机挑选了51粒短粒型稻米（表五）和57粒长粒型稻米进行测量（表六）。测量结果显示，108粒完整稻米的长宽比范围在1.37-2.89之间，短粒型稻米平均长度为4.62毫米、宽度为2.65毫米、厚度为1.33毫米，长宽比小于2，平均值为1.75；长粒型稻米平均长度为5.24毫米、宽度为2.29毫米、厚度为1.27毫米，长宽比大于2，平均值为2.30。根据测量数据可以判断，龟陵城遗址应同时存在粳稻和籼稻，其中短粒型稻米应为粳稻，长粒型稻米应为籼稻。需要说明的是，利用长宽比值判断稻谷品种是基于现生稻种样品，而龟陵城遗址出土稻米均已炭化并脱壳，在炭化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因此，通过长宽比值判断遗址出土稻谷品种仅具参考价值，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龟陵城遗址出土的两种稻米应是不同的水稻品种。
表五 龟陵城遗址出土短粒型稻米测量数据
表六 龟陵城遗址出土长粒型稻米测量数据
在同时期的遗址中，太平门遗址出土的862粒完整稻米随机抽取了51粒进行测量，其中10粒短粒型稻米粒长均值为5.74毫米，粒宽均值为3.21毫米，长宽比为1.79，40粒长粒型稻米粒长均值为5.41毫米，粒宽均值为2.35毫米，长宽比为2.30[19]。太平门遗址的稻米米粒较龟陵城遗址的米粒略大，但长宽比接近，也应属不同的稻谷品种。
游修龄对我国水稻品种进行了历史考证，对记述水稻品种名称并略有文字描述的十二种宋代方志进行整理，收录了312个水稻品种，其中籼粳品种155个，糯稻57个[20]。《舆地纪胜》记载，涪州……民食稻鱼，凶年不忧，民不愁苦……龟陵志云：地暖早热，与中州气候不同，五月半早稻已熟，便可食新。七八月间收割已了[21]。书中可看出南宋中期，涪州已普遍种植水稻，种植的稻谷品种有五月成熟的早稻和七八月间收割的稻谷品种。宋代文献没有具体记载宋元时期涪州地区稻谷的具体品种，但在清代的《涪州志》中，较为详细地罗列了涪州种植的稻谷品种，有红□粘、大白粘、乌脚粘、西南粘、桂阳粘、雷粘、油粘、百日早（百日成熟，尝新用之，亦有红莲早稻。陆鲁望云：近炊早稻识红莲，即此种也，盖其熟在六月，是时莲花正放，故因之得名耳）、鸡爪糯、麻谷糯、矮子糯（稻品名秋风糯）、红谷糯（稻品名胭脂糯）、寸糯（俗名三颗寸，言其修长，三颗便足一寸，粒长而色白，次秫之最佳者，稻品谓之金钗糯，又似羊脂糯）、围子糯（稻品谓之小娘糯）、五百粒（结实最盛，一穗五百，亦秫之佳种也）[22]，共15个品种，其中红莲、秋风糯、胭脂糯、小娘糯4个品种在宋代文献中已有记载。《涪州志》对水稻品种分为粘和糯两大类。根据丁颖对我国栽培稻的分类，第四级分类为粘稻和糯稻变种，两者的区别为淀粉性质和一些生理现象不同，在植物形态上区别很小[23]。因考古出土水稻遗存多为炭化稻米，只能看出稻米的形态，而稻米颜色、植株特征、穗型、品质等特征已无法得知，但我们仍能通过稻米粒型的测量，以及结合文献记载，推测涪州地区古代水稻品种资源丰富多样。
四、结语
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工作，获取了一批丰富的宋元、明清时期的植物遗存，为探讨涪州地区农业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浮选结果显示，龟陵城遗址出土的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粟、大麦、高粱、燕麦、荞麦、大豆、赤豆九种，作物种类丰富多样，反映出涪州地区宋元、明清时期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
宋元时期，水稻是涪州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小麦和粟是仅次于水稻的作物种类，大麦、赤豆、大豆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该时期的农业结构，较早期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明显不同。明清时期，延续宋元时期以水稻为主的农业体系，小麦的地位增高，增加了燕麦、荞麦、高粱3种谷物种类，作物种类更加多样化。
龟陵城遗址的两份异常样品中，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植物种子，特别是稻米数量尤其丰富，平均每10升土样包含稻米高达1万余粒，为探讨涪州衙署仓储位置提供了线索。重庆地区宋代及以前关于稻谷品种的记载极少，清代地方志记载的稻谷种类有十多种，通过考古发现，可以明确地将宋元时期的稻米分为短粒型和长粒型两类，然而由于浮选出土的稻米为炭化稻米，无法看出稻米的颜色及植株特征，为探讨稻谷品种增加了难度，但通过文献及稻米形态测量，可以反映出涪州地区古代水稻品种资源丰富多样。
注释：
[1]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涪陵区博物馆：《重庆涪陵区龟陵城王子顶建筑基址区2018年度发掘简报》，《西南文物考古》2023年第2期，第1~30页。
[2]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涪陵区博物馆：《重庆涪陵区龟陵城遗址2017年调查与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S1期，第106~130页。
[3] 赵志军、张居中：《贾湖遗址2001年度浮选结果报告》，《考古》 2009年8期，第84~93页。
[4] 四川省涪陵市志编纂委员会：《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2~141页。
[5] 赵志军：《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进展》，《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第59页。
[6]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7] 马晓娇、白九江：《三峡地区大溪文化时期生业经济——重庆巫山大水田遗址2014年浮选结果分析》，《南方文物》，2022年第2期，第127~134页。
[8] 赵志军、傅罗文：《中坝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三集）·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中坝遗址的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94~409页。
[9] 马晓娇、白九江、肖碧瑞：《涪陵古坟坝遗址处植物遗存分析》，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重庆文物考古论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78~288页。
[10] 马晓娇、白九江、邹后曦等：《重庆永川汉东城遗址2013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农业考古》，2020年第4期，第28~35页。
[11] 卢华语：《唐宋时期重庆农业经济的几点变化》，《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9卷第2期，第87~90页。
[12]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涪陵区博物馆：《重庆涪陵区龟陵城王子顶建筑基址区2018年度发掘简报》，第1~30页。
[13] 杨芳，陈思思：《试论宋代粮食仓储与市场》，《井冈山大学学报》第40卷第4期，第116~121页。
[14] （宋）陈公亮修，刘文富纂：《淳熙严州图经·图经序》，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4281页。
[15]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列传第二百一十一《忠义七·王仙》：“王仙，蜀都统也。守涪州，北兵攻围无虚日，势孤援绝。宋亡之二年，（三台）城始破，仙自刎，断其亢不殊，以两手自摘其首坠死。”（元）脱脱 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三八册，第13311页。
[16] 王瑞来：《屠城了无痕——以宋末抗元事件为中心的史籍记载与历史真实例论》，《河北大学学报》，第47卷第5期。
[17] 顾铭洪、程祝宽等：《水稻起源、分化与细胞遗传》，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22~125页。
[18] 广东农林学院农业系：《我国野生稻的种类及其地理分布》，《遗传学报》，1957年第1期，第31~36页。
[19] 马晓娇、邹后曦、孙治刚：《重庆渝中区太平门遗址浮选结果初步分析》，《江汉考古》2018.S1，第192~196页。
[20] 游修龄：《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历史考证》，《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第8页。
[21] （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第一百七十四《夔州路·涪州》，中华书局，1992年（2003年重印）（文选楼影宋抄本）第4521~4526页。
[22] 清道光二十五年《涪州志》卷之五《物产》。
[23] 丁颖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农业出版社，1961年，第191~195页。
本文原刊于《西南文物考古》第五辑，公众号转载时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