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三江环抱的山城之巅，钓鱼城不仅是一处改写历史进程的古战场，更是一处不断被重新认识与阐释的文化遗产空间。

《卧佛：在风与岩之间醒来的故事——以九口锅遗址活化为例》一文，选自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袁东山研究员的新著《寻城记：钓鱼城廿二年考古述要》第二十三章。该书立足二十余年考古实践，从遗址发现到历史重构，再到活化利用与申遗保护，系统呈现了钓鱼城由考古认知走向整体阐释与当代表达的完整路径。

本文以九口锅遗址与崖壁卧佛为切入点，在扎实的考古基础上，对相关认知进行修正与深化，并结合图像解读、保护实践与游径组织，探索以“真实为基础、以理解为目标”的遗址活化路径。这不仅是一篇关于“卧佛”的叙事，更是一种面向公众的遗产阐释方式。

谨以此文，与读者共同走近这座“在风与岩之间醒来”的山城，并预告《寻城记：钓鱼城廿二年考古述要》即将出版，敬请关注。

静静伫立在钓鱼城山巅，一处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三角形台地，这里便是九口锅遗址。其南璧山崖陡峭，地势险要，气象森然。台地平面上，30个直径2米以上的圆形凹坑彼此叠压、打破，宛如大地上的神秘印记，构成了“九口锅”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名称的由来。长期以来，旅游宣传将其附会为宋元战争时期炼制火药的兵工厂，赋予其浓重的战争色彩。然而，自2011年以来，经过三次系统的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我们逐步揭示出这片台地背后更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图景——甄别出先后四期叠加使用的遗迹，勾勒出跨越千年的功能演变轨迹。

钓鱼城九口锅摩崖题刻、造像分布立面图
 

要让九口锅真正“活”过来，或许不在于喧腾的表演或人为的热闹，而在于一种清明、理性且富有温度的叙事方式——让人能听懂它的语言，走入它的肌理，并在心里留下深刻的文化痕迹。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在扎实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将九口锅台地上的四组遗迹碎片进行拼缀，复原出尽可能完整的历史空间形态；继而进行类型归纳，从时间轴上精确定位其创建、使用及废弃的年代；再进一步开展性质判定与功能分析，最终追寻并还原那些曾在此活动过的人群的身影。“透物见人，见社会”的同时，一定要摒弃学术壁垒，去掉那些生硬的专业术语，用讲故事的方式，通过分众的途径，再融合现代科技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活化利用，让公众看得懂、听得明、爱得真，而非在研究不足的基础上随意演绎、贪图一时喧嚣——那非但不是保护，实则是对文物价值的深层破坏。

九口锅城门示意图（AI生成）

基于多年考古成果所建立的“多期叠加使用”模型，九口锅台地的历史层积清晰可辨：最初为汉六朝时期的道教活动场所，荒废多年后，南宋初年兴建为佛寺，宋元之际，从展现形胜之美转为向世界秀出形胜之力，成为钓鱼城战争中的前敌指挥部，清后期蜕变为民间防御与生活并存的聚落区。这一跨越千年的功能流转，使九口锅成为研究西部山地历史层积、文化更迭与社会适应的典型样本。此外，台地西南两侧崖壁上还遗存有67处摩崖题刻与石窟造像，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区域的文化内涵。目前，活化工作将以九口锅南侧的卧佛造像为重点，系统探索遗址的整体保护与展示路径，力求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让沉睡的遗迹重新焕发生命力。  

一、卧佛何古，六百春秋

卧佛，十一米长，右胁而卧，头西脚东，背北面南。肉髻与右旋螺发清晰，袈裟贴身、衣纹细密，双足并置。佛身周围是翻卷的祥云，下缘一道深裂的岩缝，让整尊造像宛如“凭虚而卧”，轻轻地浮在空中。卧佛周边并见多组题刻与风化得仅存轮廓的小型坐佛群，反映了该处曾经密集的造像与题刻活动。

卧佛

在卧佛头顶，有王休所书“一卧千古”四个大字，笔力雄健，气势开张，行笔时的灰白，动感耀然石上，字口呈现十足韵味。每每临崖驻足，在感受书法张力的同时，总觉虽美而失之太新，毫无宋意，今人又万难刻出这等佳品。细细品味，其刻石工艺与1944年弥勒佛像崩塌后，巴县县令杜兆麟在劈裂处留下的“古钓鱼城”四字颇为相近，无论是刀法、工艺特征还是整体风格，都更接近晚清的刻石技艺，而非导游常称的“南宋碑刻”。辛亥革命时期，夏之时身边确有王休一人，“一卧千古”“山人足鱼”，疑皆出其手笔。

一卧千古

民国杜兆麟题钓鱼城

九口锅南崖，卧佛周围，现存十余块宋代题刻，均出自宋室宗亲、官宦名流、科举文人之手，内容多记宴饮饯别。却无一文述及卧佛，这一现象，更像反映了当时真实的观感与秩序——古人难以“无中生有”，重要者也不会被熟视无睹。

上述题记勾起我对卧佛开龛时间的极大兴趣。从逻辑—方法—结果三个维度考察，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2002年。

当时的基本逻辑是：卧佛年代应与护国寺始建时间相同，时间点的关键在于明确护国寺开山和尚。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在1962年初版的《钓鱼城史实考察》中认为，首任和尚系合川本地“回石头”，据此推定护国寺的开山与卧佛的开龛均在南宋绍兴年间。

第二阶段：2003年至2014年。

2003年出版的《合川钓鱼城》直接将“石头和尚”确定为唐代名僧，即希迁禅师（700—790），2009年《合川·钓鱼城——一座震撼古今的城塞》大致沿袭此说，并据此将南宋绍兴年间的相关活动理解为对护国寺的扩建。然而，唐代的希迁和尚主要生活于盛唐至中唐，活动区域以湖广一带为限，未见至合川的史料支撑，更重要的是，钓鱼城考古并无唐代佛教遗存，故“卧佛唐代说”缺乏坚实依据，不宜采信。至于修建护国寺的“石头和尚”，万历《合州志》有载，其为“合州人，俗姓郝，因凿石而开悟”，并与南宋初年重庆状元冯时行有诗歌唱和，护国寺始建于绍兴年间的可能性更高。

不过，上述推论在逻辑、方法与结果层面上仍存在以下问题：

（1）自绍兴以来，护国寺历经数度毁坏与重建，至少宋元战争、明末均有毁于兵火的记载；

（2）卧佛与护国寺虽有关联，并非必然同时。卧佛的开龛时间，南宋以来皆有可能，具体判定只能回到卧佛本体的系统考察上。

第三阶段：2015年至今。

2015年，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符永利先生对钓鱼城摩崖造像开展较系统的综合考察与考古类型学研究，推断卧佛始凿年代在南宋绍兴年间，下限至迟不晚于宋元战争筑城之前。该结论较此前更为合理，但仍有继续斟酌与细化的空间。

近年来，笔者引入考古层位学的方法，对卧佛周边摩崖题刻进行系统研究，获得更清晰的时序。层位学的要点在于：将人类活动遗迹细分为最小单位，观察单位间的叠压与打破关系，进而判定其相对早晚。该方法移植至崖壁同样有效——将每方题刻视为独立单位，依据完整/残缺、被打破与否等现象，建立若干由早至晚的时间组合；再通过碑刻释读获取可确证的纪年点，即可将相对时序与绝对时间串联为一条较长的时间链。

证据一：卧佛上部岩檐之宋代题记

卧佛上部岩檐之宋代题记

在卧佛上部岩檐可见一方宋代题记，其下部在卧佛开龛时被打破。题刻残文如下：

“淳祐庚戌……月三日，沔……三……鳯……李佚……缘……讲饯……之上……行景……友谅……”

其中，“淳祐庚戌”即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正处余玠治蜀后期，宋元战争如火如荼。此外，卧佛四周还有大量南宋文人宴饮游乐的题记，在人文昌盛的宋代，以社会精英的素养，在佛祖涅槃像前设宴的可能性极低。更关键的是，该题记在层位关系上被开龛打破，年代必然早于卧佛本身。此处证据链表明：卧佛开龛一定晚于宋元战争。

证据二：卧佛头顶“塔幢图”部位的三方题记

塔幢图

通过细致观察，可辨识出三方彼此打破的题记，且可依字径大小分为“大字—中字—小字”。

大字题记：面积与字径均大，现多已模糊，但能确认其被后期开龛打破；

佛号大字

小字题记：字口浅、风化重，仍可辨出“民国”二字，时代晚于卧佛；

中字题记：相对清晰，同样被佛龛打破，尤其“塔幢图”之下的“碑”部，在人工凿平过程中磨掉了该范围内题记的所有文字，而“塔幢图”是卧佛开龛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题记的时代早于卧佛。

中字题记可识读片段：“……合州……民……陈……江岩……唐宋……国惠民……”。其中“唐宋”二字并称，多见于宋代以后的回望式表述，故题记年代为晚于南宋的元、明时期。

据此，三方题记的打破顺序为：小字题记→卧佛 →中字题记→大字题记 ，考古层位成果显示，确证卧佛开龛只能为元明时期。

中字题刻

综合上述层位学依据，卧佛的开凿年代断不可能早于元明两代，这一结论具有坚实的学术支撑。另一方面，大量考古实物与历史文献清晰地表明：在元代，钓鱼山曾一度陷入相对荒芜与沉寂的状态，元代凿刻的可能性基本可以被排除。史载元朝大德二年（1298年），护国寺毁于兵火，昔日的香火与人气随之烟消云散。近200年后的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合州知州金祺在重建护国寺时，曾面对艽野发出“欲剔残碑寻战迹，苔荒径断总茫然”的苍凉感慨。元朝的荒芜与沉寂由此可见一斑，这为排除元代开凿提供了有力的文字旁证。直至明代中期前后，此地才逐渐重现复兴迹象，并开始新一轮的宗教与文化建设。卧佛极有可能在这次兴建过程中应运而生，成为时代更迭下的产物。当时，包括川渝地区在内的整个长江流域普遍兴起一股“仿宋”的文化热潮——无论是在建筑形制还是书画艺术上，皆以追摹宋代风韵、崇尚古雅为时尚。同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对卧佛进行保护修复的过程中，新近发现了卧佛身上的彩绘龙纹图案，其纹饰风格具有鲜明的明代特征，如龙首形态与鳞片排列方式均符合明代规制，这也是明代开龛的重要旁证，为断代提供了关键线索。1618年成书的《蜀中名胜记》，也无卧佛的片言只语，曹学佺熟悉合川名胜，广为搜罗的资料，唯独对卧佛熟视无睹，不外乎或新或俗等原因，未能入其法眼，也是卧佛非唐宋开龛的重要旁证。

钓鱼城因宋元战争的厚重历史而积淀了独特的地方记忆与文化情结，地方士绅与民众很可能借开凿卧佛这一行为，来表达对宋代风雅文化的深切崇尚以及彰显独特的地方文化取向。于是，钓鱼山上便出现了这种“具有宋代风格特征的明代佛龛”。这一独特的历史景观：外观形似宋代、实质归属明代，既是时代审美风尚与地方精神诉求的巧妙折中，也是深层记忆政治与集体文化心理的物化呈现。宋元战争的历史记忆在地方层面被转译为对“宋风”的美学推崇，明代的地方士绅通过开凿卧佛，以一种“致敬”的方式在地化地书写着合川这一深入灵魂的历史文化记忆。

二、图像里的密码

为什么“涅槃”常与“千佛、弥勒、三佛”并置？这背后隐藏着一套完整的“末法时代修行地图”，连接了生死、轮回与彼岸的宏大愿景。在佛教图像学的深邃语境中，释迦牟尼入灭后的“涅槃”并非终结，而是信众向往的终极安稳。信徒们发愿“生兜率天亲近弥勒”，等待这位未来导师下生人间，届时贤劫与星宿劫的诸佛将次第出现，“千佛”意象正是这种跨越漫长时劫的集体期盼。因此，卧佛入灭象征着当下的安息，弥勒菩萨代表着未来的希望，而“弥勒—释迦—阿陀”三佛的并列布局，则巧妙地连通了此岸与彼岸、过去与未来。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条精神指引的路径。

千佛岩

时间流转，这套神圣图景在明清时期的合川发生了微妙的演变。随着社会变迁，“千佛”的民间意义从单纯的“求法解脱”悄然扩展到了“多子多福”等世俗福祉。乾隆时期的《祈嗣碑》出现在卧佛旁，便是这一变迁的明证。这一现象看似是对宗教纯粹性的偏离，实则是经由典籍再诠释后的文化延伸，是神圣与世俗的有机缝合。宗教理想与人间烟火被巧妙地安置在同一处崖壁之上，既安顿了超脱的灵魂，也回应了现世的生活。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内涵，亦延续了钓鱼城宋元战争英雄“保一方平安”的精神谱系，使其成为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信仰地标。

三、守护

走近可见，卧佛身上满是岁月的痕迹：砂岩经年受热、受潮与人为影响，残缺、片层剥落、粉化、起翘都来过；彩绘也开始起甲、脱落。2018 年起，一支多学科团队进场，做了一件既“克制”又有“耐心”的事：

——先看清楚，再动手。用物理、化学、生物、地质与测绘把材料、病因、危害摸透，做出完整的三维模型。

——材料要“和得来”。以水硬性石灰为胶结，掺入当地砂岩粉做灌浆与修补；先脱盐，再用氟硅材料给酥碱粉化的岩体“补钙”；彩绘固着则用有机硅乳液，提高颜料与基岩的结合。

——过程要“看得清”。小范围试验、专家评审后再推广，色差、硬度、热成像等指标一路跟踪。

工程之后，两件“惊喜”出现了：清洗和加固让“彩绘龙”纹样第一次被识别；崖壁上又见两处新题刻。如今，环境与本体的监测还在持续，数据显示：病害被压住了，彩绘与基岩更稳定了，卧佛在今天的风里，安全、完整，也更可读。保护不仅是“修到位”，更是“认识到位”“展示到位”。三维模型与监测数据，为虚拟复原、解说更新、长期管理提供了底本；新见题刻与彩绘，为公众教育与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锚点。你站在崖前，看到的不是一尊孤立的佛，而是一个被持续理解、持续讲述的对象。

四、游径与亮点

万历《重庆府志.游钓鱼山记》为福建道监察御史何悌告老归休后的游记。当时，何悌在护国寺茶歇后，由“两崖间有小径梯石而下，循崖南行，有大像长几二丈，横石壁间，曰此卧佛崖也。前行，有石龛，高广皆二丈余，小像层列，莫可指数，曰此千佛崖也”。1512年中秋节后的第三天，合州知州李汝诲的同乡好友、重庆知府刘用宾，在何悌的陪同下游钓鱼形胜，游览路线与景点细节可据，这是明确记载卧佛及千佛崖的最早文献，也是卧佛建于明代的重要证据。

其实，九口锅崖璧的造像不是散乱的碎片，而是可以“分组阅读”的空间文本。推荐你按这条路线行走：

从“涅槃—千佛—弥勒—三佛”的基本组合，按顺时针行走。它像一条线索，把“终极解脱”“未来导师”“彼岸接引”编织到同一面崖壁上。也是何悌记录的明正德时期的经典游径。

合州至钓鱼城，最好经由：水路—城址循环轴。自嘉陵江顺流到达钓鱼城南水军码头登临，黄昏时节，再从北水军码头顺流而下回到合州城。这段“南至北归”，皆为顺流而下的奇特动线，让宋人大为赞叹，被《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称作“天下游观之奇”，为宋明时期的经典游径。而何悌又给出了更快捷的路径：即州子城→东津渡→嘉陵江→东渡码头→小河沟古桥→钓鱼城山麓奇胜门处→天池→山巅→寺门→钓鱼台→小径梯石→卧佛崖→千佛崖→小阁（伏羲神农黄帝像）→摩崖巨碑（王坚纪功碑、千手观音造像）→石峡小门（牛项颈城门）→石头和尚塔→护国寺→小巘（护国寺后山丘）→平山（古校场）→石桥、架阁（水阁凉亭）→王张二公祠（皇宫），原路返回州城。

游览的重点，除了何悌当年所见的古迹之外，近年来丰硕的考古成果无疑是另一大核心看点。尤其在九口锅遗址区域，考古发现揭示了极为独特的历史层叠现象：宋代寺庙遗址、宋元战争时期的前敌指挥中心，以及为历任守将所建的纪念祠庙在此并置共存，这种宗教活动与军事功能相互交织、彼此叠影的格局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的护国寺，展现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代认知的深度融合。这一区域自2011年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研究的不断深入，已逐渐成为名胜古迹与学术成果完美融合的参观胜地。

钓鱼城九口锅摩崖题刻、造像分布图

从平面布局来看，九口锅遗址呈现出严谨的南北三进院落结构，其后方还坐落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凸字形单体建筑基址。结合历史文献推断，此处极有可能属于宋代川东地区著名的禅院——护国寺。据明代万历《合州志》记载，护国寺由合州本地人、被百姓尊称为“石头和尚”的郝姓僧人创建，曾是川东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该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在南宋绍兴年间。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思南宣慰田少卿捐资对寺院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建堂殿廊庑百有余间”，极大地扩充了寺院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并无“田少卿”其人，因“少卿”为古代官职性尊称，推测其很可能指的是思州田氏政权的关键人物——田祐恭。田祐恭的内附标志着田氏从地方割据势力转变为中央王朝的羁縻土司，其一生征战，曾有过钓鱼城北上抗金的经历，且确有捐建佛寺的记载，加之绍兴二十五年恰为其逝世之年，故推测此次扩建可能是其后人代偿夙愿之举。

钓鱼城护国寺从南宋初年的创建到当代的保护修缮，这一跨越千年的历程不仅是一部寺院的兴衰史，更是中国古代军事、宗教与社会变迁的生动缩影。寺院两易其址以及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区的演变，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从和平发展、战争防御到和平重建的周期性变化，也映射了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强大适应性与生命力。寺门那副石刻对联“城号钓鱼，三江送水开巴堑；寺名护国，孤嶂飞云控蜀疆”，更是生动诠释了寺院与军事防御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绍兴年间选址于九口锅，既巧妙利用了险峻地势营造肃穆氛围，也彰显了佛教与自然山水的深度融合。

无论是追溯绍兴时期的护国寺，还是回顾开庆年间的前敌指挥部，目前最重要的遗迹与景观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组核心区域：

第一组是三十余口呈凹型石锅，这些石锅承载着道教文化与实用功能的特殊遗迹，具备用于研磨的表演性质。通过引入现代数字技术，我们能够生动还原并演示其具体功能与历史使用场景，将静态的文物转化为动态的叙事，让游客在光影交错间直观感受古代道教文化的神秘与深邃。

第二组是那座宏伟壮观的凸字形高楼遗址。考古推测，这里极有可能是南宋护国寺的“飞冩楼”所在，更因在宋元战争期间被用作钓鱼城的前敌指挥部而显得尤为重要，是整个遗址群的核心地标。游客的登临体验是参观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与高潮所在。只有亲身登顶，极目远眺，才能深切感受到当年《飞冩楼赋》所描绘的“环山出云、架天为梁、渺三江之合流”的壮丽景观与磅礴气势；也只有静静地站在高楼之上，俯瞰山河，才能想象与穿越，当年那些英勇的将军们是如何在此鸟瞰全局、运筹帷幄，协调整个钓鱼城的战事，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场景。

2019年以来，我作为单位分管设计的副院长兼责任设计师，邀请南京大学冷天教授主创九口锅及飞冩楼的保护活化方案，我负责提供考古材料、历史研究及遗址复原，在提出方案设计标准与要求的同时，深度参与方案的设计工作。当时的理念是，在遗址保护的基础上直接设计一个，靠自身重量能够保持稳定且能覆盖遗址的保护棚，能让普通观众直观感受当年该楼的平面造型和柱网结构。推算5层楼高正好能够俯瞰360度的三江动向，解决观众跟古代将军的视界同频问题。通过柱网结构复原，这应该是一个面向渠河口的凸字形建筑，底层平面421平方米，取名“冩影云阁”。这是一个集保护、登临、示意、活化等多功能的保护棚。近看是一个可逆而不突兀的景点，登楼远眺，则有360度俯瞰三江的景域。考虑到限流问题，甚至设计了双螺旋上下分流的梯道。该保护展示方案的设计，经过多次修改，惜其未获通过实施。然而，手上的建筑平面图总让我感觉进深缺了一块。22年九口锅进一步的发掘中，在其西部崖壁处又找到了一排柱网，自此，终于用考古方法，为“飞冩楼”提供了完整的平面拼图。让人意外的是，在西壁悬崖上，我们先后又找到了8块宋元战争时期的摩崖题刻。在发现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下了“剔苔献残碑，凿空钓鱼城”的豪迈诗句。

冩影云阁效果图

第三组是著名的牛项颈城门，是古代军事防御体系中的杰出代表。该门道完全开凿于坚硬的岩缝之中，摒弃了传统的木材结构，不仅耐久性极强，历经风雨侵蚀依然稳固，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抗击火攻的能力，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建筑智慧。其拱券结构采用楔形条石砌成，这种力学设计极大地提升了整体的抗压能力，确保了门洞的稳固。门道宽度仅有2.25米，狭窄逼仄的设计迫使进攻方只能减慢速度、鱼贯而入，极大地削弱了敌军的集团冲击力与冲锋优势，便于守军居高临下，从上方或两侧的垛口实施精准打击与火力覆盖，每一个细节都充分体现了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精妙设计与战术思想。可考虑用灯会的方式进行活化。

五、反思与方法

钓鱼城在宋元战争中以营城技术与军事智慧名世，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今天的守护，不能只靠工程与技术。石窟寺与石刻，是历史与宗教行为的遗存；它们的意义在于与周边遗迹织成的“关系网”。

所以，这里的工作被归纳为一条清晰的方法链：

时间卡点 → 空间分组 → 保存状况 → 风险评估 → 价值认知 → 展示利用。

历史—文化—空间是“体”，科技保护是“用”。体用并举，才不至于本末倒置。进一步地，建议把公众参与在地叙事纳入常态机制：让学校、社区、志愿者成为长期巡护与传播的一环，使卧佛的“可读”与“可亲近”同频增长。

六、崖前凝思

傍晚的风从嘉陵江口吹上来，卧佛下缘那道裂缝在余光里更深，像是把时间也一并裂开。你或许会突然明白：

——保护，是让它“安全地继续存在”，最好能一卧千古；

——活化，是让它“清楚地被人看懂”，由懂生怜而保护。

当“时间”被校准、当“空间”被梳理、当“图像”被读懂，卧佛就不再只是石上的佛——它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接口，是古钓鱼城与今天合川彼此握手的地方。

下一次，如果你循着“天下游观之奇”的水路重来，请在南水军码头回望这面崖：岩色未改，风仍旧，那尊“凭虚而卧”的佛，会在风与岩之间，缓缓醒来。文稿：袁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