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首先在钓鱼城遗址考古现场进行，观摩学习了钓鱼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随后赴渝西工作站对考古出土文物及整理现场进行学习。最后，参会人员结合实际工作经验，以专题报告和集体讨论的形式分享了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
一、考古发掘现场学习——钓鱼城遗址
钓鱼城遗址是宋元山城考古的典范，经过二十余年系统性的考古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田野考古技术、方法和理念，对于重庆地区宋元山城以及相关的山地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钓鱼城遗址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包括城门、城垣、高台建筑基址、道路网络、排水设施、墓葬、摩崖题刻、寺庙以及结构较为完整的衙署遗址等，基本涵盖了山地城市遗址所具有的全要素，且涉及时代由宋及清，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学习模板。
在钓鱼城遗址现场，参会人员对加担土遗址、三龟石遗址、东内城墙遗址及范家堰遗址等考古发掘现场进行了观摩学习，由钓鱼城遗址现场负责人胡立敏对每处遗址、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同时对整个钓鱼城遗址的布局结构进行了介绍，将城门和城垣、内城和外城及其之间的连结路网一一展示。同时，还重点了解了钓鱼城遗址的年代分期，通过城墙、城门等主要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认识到了钓鱼城遗址不同时期的堆积特点，以及不同时期的城墙、城门等建筑的工艺特点和时代特色。
范家堰遗址是钓鱼城遗址的核心部分，曾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利用始终贯彻‘一体化’理念，全方位突出考古在遗址保护中的基础和支撑作用。”[1]是我院“文化遗产一体化保护”理念的实践典范。因此，也是此次学习的重点对象，首先是对遗址现场的保护和展示工作有了直观的感受，其次对遗址的发掘过程、方法和目的有了基本的了解，再次是对遗址本体的选址、布局、功能分区以及古建筑遗迹进行了现场学习。此次针对钓鱼城遗址的学习活动，不仅是为了了解钓鱼城遗址的考古成果，更是为了学习钓鱼城遗址考古经过多年实践积累总结的田野技术、方法和理念。
“钓鱼城不仅是一处改写历史进程的古战场，更是一处不断被重新认识与阐释的文化遗产空间。”[2]同时，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认识的山城遗址。
二、专题报告——田野考古工作经验分享
此次会议组织了以宋元山城考古工作和空间信息技术应用为主题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牛英彬主持，胡立敏、杨鹏强、李萌葳和周天毅四人分别结合各自的实际工作汇报了田野考古工作的成果以及相关的技术、方法和理念。
（一）大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胡立敏《钓鱼城遗址考古工作经验粗谈》
胡立敏首先回顾了钓鱼城遗址二十余年来的考古工作历程和成果，强调了随着考古工作经验的积累，伴随着的是考古方法、思路以及目标的与时俱进。
接着按照考古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的田野考古程序分享了钓鱼城遗址的考古经验。考古调查以地表调查为主，探沟勘探为辅，以石构件为标的物，具体包括复查既往调查成果、地形地貌初步观察、大范围的植被清表、地表出露遗迹串联、关键节点分析判断以及信息模糊点位探掘等六个步骤。考古发掘以散点精准发掘和局部重点揭露为思路，把握遗址、遗迹的关键节点、关键部位、多重细节、平面布局和形制、剖面结构沿革以及多维结构的组合。资料整理需要边发掘、边整理，注重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同时要考虑后续简报、报告、课题等成果转化的需要。
最后，胡立敏从发掘计划与调整变化、建筑方向与探方方向、地层关系与遗迹关系、见面即停与关键解剖、考古发掘与展示利用等五组关系问题上分享了钓鱼城遗址的考古经验，提出了“以城市考古理念为指导，建筑考古方法为支点，陶瓷考古研究为坐标，历史文献梳理为辅助，织补、缀合、复原历史上真实的钓鱼城”的工作理念。
（二）考古研究所杨鹏强《关于天生城、磐石城的几点认识》
基于万州天生城和云阳磐石城遗址具有多方面共性的特点，杨鹏强将二者进行了综合介绍。首先通过总结两个遗址的共同性介绍了遗址的基本情况，然后分享了田野工作和成果研究方面的一些思考和实践。
天生城和磐石城遗址地处渝东北，相距约35公里，从地理位置上看，二者所处的区域上连重庆，下接三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中天生城处于苎溪河汇入长江的交汇地带，被誉为“荆蜀会要”，磐石城处于澎溪河汇入长江的交汇地带，被誉为“夔门之砥柱”。从地形地貌来看，二者均处于独立隆起的山体顶部，遗址的主体就是山顶平台范围，周围均是悬崖峭壁，具有天然的军事防御属性，天生城“四面峭立如堵，惟西北一径可登”，磐石城“崔嵬穹窿，其形如磨而四垂悬绝”。从历史沿革来看，二者具有基本相同的历史脉络，均分布有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汉至六朝时期、宋元时期、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基本一致。
就田野考古经验而言，天生城和磐石城遗址的整体思路是整体规划、重点发掘、局部解剖；通过考古工作掌握遗存的分布规律、明确典型的地层堆积，进而指导具体发掘工作；充分发挥文献价值，将文献资料融入发掘现场的工作中。
在成果研究方面，目前，针对天生城和磐石城遗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遗存、宋元山城遗址、明清寨堡遗址三个方面，运用城市考古、军事考古、聚落考古、古建筑考古以及考古埋藏学等方法和理念对遗址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研究。
（三）考古研究所李萌葳《山城考古在西藏——以昌都迥·拉达堪布遗址为例》
迥·拉达堪布遗址考古调查勘探项目是重庆市文旅委“十四五”期间对口支援西藏昌都的重要考古项目，后被纳入“考古中国”西藏重点项目，是我院在西藏地区开展的首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是重庆考古首次迈向高原开展考古工作，将重庆的山地城市考古经验应用于项目实践中”。
李萌葳对迥·拉达堪布遗址的区位环境、历史沿革、遗址现状以及考古工作情况做了整体介绍，并结合田野考古工作对发掘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了总结。
迥·拉达堪布遗址是一处宋元时期的宗山遗址，与川渝地区宋元山城遗址具有相似性，因此在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上具有相互的参考价值。在迥·拉达勘布遗址的考古发掘植入城市考古、多学科合作、大遗址保护等理念，这些理念从宏观上指导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为具体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整体思路和工作方法。就工作程序而言，迥·拉达堪布遗址的考古工作首先是进行了收集资料、组织队伍及制定长期工作规划的前期准备工作，其次是开展精细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在发掘过程中，对遗址的关键节点如城墙、碉楼、夯土台基等进行解剖式发掘清理，“窥斑见豹”，以较小的发掘面积理清遗址的整体结构布局，发掘过程中根据遗迹遗物特点针对性开展木料鉴定、建筑构件科技分析、冶金考古等多学科合作。同步开展绘图、拍照等资料整理工作，加快材料刊布及考古研究进度。
（四）考古研究所周天毅《空间信息赋能山地考古》
周天毅作为田野考古工作中的专业测绘人员，以考古实践为基础，总结了个人对于空间信息技术应用于山地考古工作方面的思考，并对之进行了实践探索。
报告结合具体的考古工作从空间数据采集、数据平台建设、GIS空间分享、AI智能应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综合展示了测绘、GIS与AI技术在重庆山地考古中的部分探索与应用，力求弥补传统考古记录方式的不足，将空间信息技术融入田野考古工作，构建一套适用于山地环境的考古数字化工作范式。
首先，结合重庆地区地形地貌复杂的现状，指出传统考古记录分散、难以关联、数据“沉睡”、难成体系的不足，进而提出通过实施动态差分技术的GNSS高精度测绘、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激光扫描等多源空间的数据采集方式，达到从“数据记录”转向“数据驱动”的目的。
其次，将分散的、孤立的数据整合为有机整体，构建标准化、动态更新的考古空间数据库，以解决传统模式下数据分散、格式不一、难以共享的问题，避免“数据孤岛”。数据库将为区域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等宏观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有助于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的遗址群体进行系统性认知与分析。
再次，依托GIS空间分析，深度挖掘考古数据，揭示空间规律，将研究视角从“物”提升至“人地关系”。通过水文分析、视域分析、成本路径等方面量化古人类行为与环境互动，在墓葬选址量化、军事逻辑验证、聚落迁移轨迹等方面解析人地关系。
此外，周天毅在九龙坡、忠县等地开展了利用AI辅助遥感识别、预测遗址与墓葬的实践工作。尽管还面临影像和DEM分辨率较低、LiDAR数据难以获取等困难，但AI技术为考古提供了量化认知与智能发现的新路径，未来计划夯实数据基础，以更好支撑后续研究。
三、交流与总结
在钓鱼城遗址现场学习和专题报告的基础上，全体人员结合实际工作，对田野考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关注的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其中，皇华城遗址、桂溪县城遗址、县坝遗址以及蜀道调查等考古项目负责人和相关参与人员分享了各自的田野实践经验和方法理念。
最后，由方刚副院长进行了总结，认为此次会议的形式和内容贴合我院的田野考古工作，为业务人员之间的互相交流学习搭建了一个沟通平台，对于提升业务人员的专业水平有积极的作用。业务人员在提升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同时，还要注重考古成果的转化，提高科研能力，为我院整体科研水平的发展提供助力。同时，针对田野工作、资料整理、课题研究、成果刊布等多个方面给予业务人员以详细的指导。
集体交流与研讨
全体人员合影
注释：
[1]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合川钓鱼城研究院：《以考古为支撑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的实践经验》，《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48页。
[2] 袁东山：《卧佛：在风与岩之间醒来的故事——以钓鱼城九口锅遗址活化为例》《重庆考古》2026年3月31日。
文稿：杨鹏强 胡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