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启动《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简称MoW），其核心目标是抢救世界范围内濒临损毁的文献遗产，保护人类共同的集体记忆，推动文献遗产的全球共享与代际传承。[1]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45个国家加入该工程，《世界记忆国际名录》累计入选348项文献遗产，亚太、非洲、拉美等区域名录与各国国家名录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国际—区域—国家”三级联动的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体系。[2]
随着世界记忆工程的全球推进，相关研究已从最初的档案学、历史学范畴，逐步拓展至文化遗产学、人类学、传播学、地理学、政治学、数字人文等多学科交叉领域，成为全球文化治理与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分支。本文献综述的核心研究对象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框架下的三级名录体系（国际名录、区域名录、国家名录），时间范围覆盖1992年工程启动至今，重点梳理学界近五年的核心研究成果，研究范畴涵盖该领域的理论建构、全球实践、本土探索、方法论体系与前沿争鸣。
一、本体认知与理论演进
本综述旨在厘清世界记忆遗产研究的演进脉络、核心成果与学术争鸣，试从“本体属性界定—核心价值重构—理论体系融合”的递进路径，明确研究的核心范畴与理论语境，进而回答“世界记忆遗产是什么”的根本问题，识别现有研究的空白领域与逻辑断层，提出未来研究的创新方向，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推进提供理论参考与学术支撑。
世界记忆遗产的本体属性研究是领域内的核心基础议题，学界围绕其核心内涵与边界形成了三重核心共识，同时存在局部概念分歧。共同核心观点包括：1.档案本质是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属性。冯惠玲等学者明确指出，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载体是文献遗产，其本质是具有原始记录性的档案文献，原始性、真实性、记录性是其区别于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边界。[3] 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内外档案学界的普遍认同，UNESCO官方文件中也始终将“documentary heritage（文献遗产）”作为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表述，明确其涵盖手稿、图书馆馆藏、档案馆藏、音像档案、数字文献等各类原始记录载体。[1] 2.集体记忆是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价值内核。张斌等学者提出，世界记忆遗产超越了传统档案的工具价值，其核心功能是承载人类的集体记忆，是连接个体记忆、国家记忆、区域记忆与人类共同记忆的核心媒介，其入选标准中的“普世价值”本质是对人类共同记忆的认同。[4] 3.文化遗产属性是世界记忆遗产的制度定位。学界普遍认同，世界记忆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三大文化遗产体系之一，与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体系，三者分别对应“文献记忆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活态遗产”，形成了互补的保护格局。[1]
现有研究的概念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记忆遗产的范畴边界，一部分学者认为其仅指《世界记忆国际名录》中的遗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其应涵盖国际、区域、国家三级名录体系的所有文献遗产，根源在于对世界记忆遗产的制度定位和认知差异；[5] 二是数字文献遗产的本体属性认定，传统档案学学者强调数字文献的原始性边界，而数字人文学者则提出数字文献的动态本体属性，这一分歧直接延伸至真实性准则的争议中。[6]
学界围绕世界记忆遗产的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核心演进脉络是从“单一‘普世价值’”向“多元价值体系”的重构。经典研究中，UNESCO世界记忆遗产官方指南始终将“具有世界意义的‘普世价值’”作为遗产入选的核心准则，早期研究也大多围绕“普世价值”的内涵与评价标准展开。[1] 近5年的研究则对传统“普世价值”体系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与重构，形成了核心理论成果：冯惠玲等学者批判了现有价值体系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偏向”，指出其导致了名录分布的结构性失衡，提出了“国家主权—区域共识—全球共享”的三维价值重构框架，明确了国家文化主权是基础，区域文化共识是桥梁，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目标，三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递进协同关系。[3] 张斌等则从记忆叙事的角度，构建了“历史价值、记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学术价值”的五维价值体系，突破了传统“普世价值”的单一维度，明确了世界记忆遗产在国家身份建构、文化传承、公共教育、学术研究中的多元价值。[4]
此外，刘家真针对数字时代的价值变迁，提出了世界记忆遗产的“长期保存价值与活化利用价值并重”的二元价值体系，批判了“重保存、轻利用”的传统价值偏向，指出数字化背景下，活化利用与传播共享是实现文献遗产记忆价值的核心路径。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同，成为近年来活化利用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5]
世界记忆遗产研究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征，核心理论溯源与融合方向主要包括四个维度，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支撑体系。一是档案学核心理论的奠基性支撑。档案多元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档案全宗理论、真实性原则构成了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其中档案多元论为世界记忆遗产的多元价值、多元主体参与、多元保护模式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是领域内应用最广泛的基础理论。[7] 二是集体记忆理论的深度融合。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Halbwachs, 1925）、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Assmann, 1970）是该领域的核心支撑理论，近年来的研究已从简单的理论借用，发展为深度的理论融合与创新。[8] 张斌等构建了世界记忆遗产的四级记忆叙事框架，实现了集体记忆理论与世界记忆遗产研究的系统性融合。Hill-Zegarra则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分析了世界记忆工程在全球文化记忆建构中的作用与局限，成为国际领域的核心理论成果。[9] 三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拓展应用。近年来，全球治理理论成为此领域的重要理论方向，学界围绕世界记忆遗产的全球治理体系、话语权分配、多元主体协同等议题展开了丰富研究。Hill-Zegarra梳理了世界记忆遗产30年的治理演进，指出了现有治理体系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构性问题，提出了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全球治理改革框架，成为该方向的奠基性成果。[9] 四是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本土化适配。学界将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世界记忆遗产研究，围绕“保护—利用—传承”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展开研究，构建了世界记忆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突破了传统“重抢救、轻传承”的保护模式。[10] 近年的研究还逐步融合了数字人文理论、风险治理理论、文化传播理论、空间地理学理论等[11]，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理论体系[12]，为领域研究提供了多元的理论视角。
二、全球图景与区域国别比较
学界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全球世界记忆遗产研究的整体脉络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核心认知趋于统一：全球世界记忆遗产研究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92—2000年为萌芽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工程介绍、申报规则解读，发文量极少；2001—2015年为起步发展阶段，研究逐步拓展至保护技术、申报策略、案例分析，发文量稳步增长；2016年至今为快速发展阶段，发文量显著提升，研究主题不断拓展，跨学科特征日益凸显，成为文化遗产研究的热点领域。[13]
从全球研究的分布特征来看，发文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其中中国的发文量占比超过30%，成为全球该领域发文量最大的国家；核心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各国的档案院校、历史学院与UNESCO相关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是国内该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也是全球发文量排名前三的高校。[13] 从研究热点演进来看，2021年之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申报策略、保护技术、档案管理、集体记忆等；2021年之后的研究热点则逐步转向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全球治理、公众认知、气候变化与风险应对、AI技术应用等，呈现出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融合”、从“西方中心”向“多元视角”的演进趋势。[14]
世界记忆遗产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化特征，与各区域的世界记忆遗产推进程度、名录分布、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核心可分为三大板块：
1.欧洲与北美地区：成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欧洲是世界记忆理论的发源地，也是国际名录入选数量最多的区域，相关研究起步最早，体系最为成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记忆遗产的保护技术与长期保存研究，尤其是纸质文献、音像档案的修复技术与数字化标准研究；二是世界记忆遗产的活化利用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聚焦于遗产在公共教育、博物馆展陈、文旅融合中的应用；三是世界记忆工程的全球治理改革研究，围绕名录评选规则、话语权分配、多元文化平衡等议题展开。[15] 北美地区的研究则更聚焦于数字文献遗产的保护、边缘群体记忆遗产的叙事[16]、版权与伦理问题，尤其是美国的研究，重点关注原住民、少数族裔的记忆遗产保护[17]，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2.亚太地区：快速发展的本土实践与理论探索。亚太地区是世界记忆遗产发展最快的区域，中国、韩国、日本是该区域的核心研究国家，相关研究呈现出“实践导向为主，理论建构逐步跟进”的特征。中国的研究发文量位居全球首位，重点聚焦于中国世界记忆遗产的申报、保护、活化利用与本土理论建构；韩国、日本的研究则更聚焦于日韩两国的世界记忆遗产申报、数字化保护与跨国记忆叙事研究，同时围绕日韩共同记忆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展开了丰富的合作研究。[18] 东南亚国家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申报策略、濒危文献遗产抢救、本土化保护模式探索，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档案事业基础，相关研究的理论深度不足，以实践案例介绍为主。[19]
3.非洲与拉美地区：后发国家的困境与实践研究。非洲与拉美地区的世界记忆工程推进相对滞后，国际名录入选数量较低，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发文量较少，核心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濒危文献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研究，重点关注受气候变化、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威胁的文献遗产；后殖民时代的本土记忆遗产重构研究，聚焦于殖民历史、原住民记忆、奴隶贸易相关的文献遗产保护与叙事；世界记忆遗产的本土化适配研究，针对后发国家的申报门槛高、资金不足、技术匮乏等困境，探索本土化的保护与申报模式。[20] 随着UNESCO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扶持力度加大，该区域的研究稳步增长，成为领域内的新兴研究方向。[21]
围绕世界记忆遗产的全流程实践，学界展开了系统性的国际比较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实证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
1.申报策略与评选标准的国际比较。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申报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识别国际名录评选的核心标准与隐性规则，总结不同国家的申报经验。研究普遍认为，现有国际名录评选标准存在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偏向，对非西方国家的文献遗产的“普世价值”认定存在偏见，导致名录分布的结构性失衡[3]；同时发现，欧洲国家普遍采用“跨国联合申报”的策略，提升了申报成功率，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联合申报占比极低，这也是其入选数量少的重要原因。[9] 闫静、冯惠玲等学者通过全样本统计分析发现，跨国联合申报的遗产入选成功率比单一国家申报高出47%，这一结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11]
2.保护模式与技术标准的国际比较。学界对不同国家的世界记忆遗产保护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识别了三种主流保护模式[22]：一是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国家统筹+市场化运作”模式，由国家档案馆统筹，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保护；二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全民参与”模式，由政府出台专项法律法规，推动全民参与遗产保护；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由高校、档案馆、博物馆、民间机构共同参与保护，政府仅提供政策支持。[23] 同时，对各国的数字化保护技术标准、长期保存规范进行了比较研究，学界梳理了UNESCO相关标准的国际适配性，提出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化保护技术标准。[24]
3.活化利用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周耀林等通过全球20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识别了世界记忆遗产活化利用的四种主流模式：公共教育型、数字传播型、文旅融合型、学术研究型。[10] 研究发现，欧洲国家的活化利用更注重公共教育与文旅融合，形成了成熟的“遗产+博物馆+教育+旅游”的融合模式；北美国家的活化利用更注重数字传播与学术研究，尤其是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文献遗产的全球在线共享；而发展中国家的活化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以数字化保存为主，活化利用程度较低，模式单一。[25] 同时，研究普遍认为，“多元主体协同+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文化服务定位”是实现高绩效活化的核心条件，这一结论为全球各国的活化利用实践提供了实证参考。[10]
三、我国的本土实践与学术进展
中国于1997年正式加入世界记忆名录，是亚太地区较早加入该工程的国家之一。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26]，入选数量位居亚太地区首位、全球前列；同时，中国于2000年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评选，截至2026年已公布6批共249项国家名录[27]，形成了“国家名录—亚太名录—国际名录”的三级申报体系。
表一：中国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国际名录）》[26]
图一 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证书（来源：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官网）图二 “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证书（来源：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官网）
图三 “黄帝内经”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证书（来源：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官网）
图四 “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证书（来源：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官网）
图五 “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官网截图（来源：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官网）
表二：中国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6]
围绕中国的申报历程与名录体系建设展开了系统研究，当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梳理了中国参与世界记忆工程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起步探索阶段（1997—2000年）、稳步发展阶段（2001—2015年）、高质量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28]，总结了中国申报工作的经验与不足；二是分析了中国世界记忆遗产的分布特征，发现中国的国际名录遗产主要集中在明清档案、近代历史档案、古代文献典籍、少数民族文献四大类，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西藏、敦煌等历史文化名城，存在显著的地域与类型不均衡问题；三是针对中国三级名录体系建设的不足，提出了优化路径，包括完善国家名录的评选标准、建立三级名录的联动机制、加强对中西部地区与少数民族文献遗产的扶持、推动跨国联合申报等。[29]
针对中国申报工作中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申报工作存在“重国际名录、轻国家名录”“重申报、轻后续保护”的问题，国家名录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与国际名录的衔接不足；[30] 同时，中国的跨国联合申报数量较少，仅有2项为《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409年2月15日）》，与中国的遗产大国地位不相匹配，这也是未来申报工作的重要突破方向。
保护与活化利用是中国在该领域研究的核心热点，近年来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保护研究方面，学界的研究重点从传统的纸质文献修复技术，逐步转向数字化保护、长期保存、风险防控三大方向。刘家真等学者围绕数字文献遗产的长期保存、真实性认定、技术标准展开了系统研究，构建了中国数字世界记忆遗产的保护标准体系；针对南京大屠杀档案、清代大金榜、甲骨文等重点遗产的保护实践，学界展开了大量的案例研究，总结了本土化的保护经验；同时，针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数字化滞后等风险，学界构建了中国世界记忆遗产的风险评估体系，提出了系统性的风险防控策略。[31]
活化利用研究方面，研究实现了从“案例介绍”向“体系化研究”的跨越，核心成果集中在三个维度：一是梳理了中国世界记忆遗产活化利用的现状与模式，识别了现有模式主要包括数字化在线共享、博物馆展陈、公共教育、出版传播、文旅融合五大类，其中数字化共享是最主流的模式，而文旅融合、公共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二是针对活化利用中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薛四新等学者通过全国大样本问卷调查发现，公众对世界记忆遗产的整体认知度偏低，公众参与度不足是活化利用的主要瓶颈[32]；三是构建了中国世界记忆遗产活化利用的体系框架与实践路径，周耀林等学者构建了活化利用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数字赋能、教育为本”的活化利用模式，为中国的实践提供了系统的指导。
同时，针对中国世界记忆遗产的国际传播展开了初步研究，围绕中国记忆的全球叙事、跨文化传播策略展开，中国的世界记忆遗产国际传播存在“传播渠道单一、叙事能力不足、国际话语权弱”的问题，提出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策略，这也是近年新兴的研究方向。[33]
中国是全球世界记忆遗产研究发文量最大的国家，近年来的研究不仅实现了实践层面的探索，也逐步推进了本土理论建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为全球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科贡献。
本土理论建构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冯惠玲、张斌等学者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世界记忆遗产本体论与价值论体系，厘清了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内涵与边界，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重构框架，突破了西方理论的局限；二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记忆遗产研究深度融合，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全球记忆治理理论，为世界记忆工程的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这是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的核心原创理论贡献；三是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理论体系，结合中国的档案事业发展实践，提出了“保护优先、利用为要、传承为本”的核心理念，形成了本土化的理论框架。[33]
学科贡献方面，中国的世界记忆遗产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发展，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边界，从传统的机关档案管理，拓展至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文化治理、集体记忆建构等多元领域，实现了档案学从“工具学科”向“人文社科学科”的转型；同时，推动了档案学与历史学、文化遗产学、传播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了新的学科增长点；此外，中国的研究成果也逐步走向国际，为发展中国家的世界记忆遗产研究与实践提供了中国经验，提升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34] 同时，学界也对中国研究的不足进行了反思，普遍认为，中国的研究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重本土、轻国际对话”“重定性研究、轻定量实证”的问题，原创性理论成果仍相对不足，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仍有待加强，跨学科研究的深度仍需提升。[35]
四、学术争鸣与方法论反思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围绕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议题形成了四大核心学术争鸣，根源在于对本体属性、价值体系、全球治理的认知差异，也是该领域内未解决的主要矛盾。
1.“普世价值”与文化主权的核心争议。这是此领域最核心的学术争鸣，大体分为两大阵营：西方学者大多强调世界记忆遗产的“普世价值”优先，认为世界记忆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记忆财富，应超越国家主权，实现全球共享，甚至提出应该弱化国家在申报与保护中的主导地位，强化国际组织与民间机构的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则普遍强调文化主权优先，认为“普世价值”不能成为干涉国家文化主权的工具，世界记忆遗产的申报、保护与利用必须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现有“普世价值”的认定标准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偏向，应该重构多元文化平等的价值评价体系。这一争议的本质是全球文化话语权的分配矛盾，也是世界记忆工程全球治理改革的核心难点。[36]
2.真实性准则的静态与动态之争。围绕数字时代世界记忆遗产的真实性认定，学界形成了两大观点：传统档案学学者坚持静态真实性准则，认为真实性是文献遗产的核心生命，必须以原始载体、原始内容为核心，数字化会改变文献遗产的原始性，甚至会损害其真实性，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数字化对原始文献的修改，坚持“原件优先”的原则[5]；而数字人文学者则提出了动态真实性准则，认为数字时代的真实性应该是语境化、动态化的，文献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其记录的内容与记忆，而非原始载体本身，数字化是保护濒危文献遗产、实现全球共享的核心手段，真实性的认定应该从“载体真实性”向“内容真实性、语境真实性、管理真实性”拓展。这一争议的根源在于对世界记忆遗产本体属性的认知差异，也是数字时代该领域必须解决的核心理论问题。[6]
3.保护与利用的优先级之争。关于世界记忆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总体形成两大观点：部分学者坚持“保护优先”原则，认为世界记忆遗产大多是不可再生的濒危文献遗产，长期保存与抢救保护是首要任务，过度的活化利用、文旅融合会损害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甚至会导致遗产的损毁，因此必须严格限制利用的边界；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出“活化利用是最好的保护”，认为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价值是承载集体记忆，只有通过传播、利用、教育，才能让更多人了解遗产的价值，实现记忆的代际传承，否则即使将遗产封存保护，也失去了其核心的记忆价值，同时活化利用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为保护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这一争议的核心是对遗产价值体系的认知差异，也是实践中必须平衡的核心问题。[37]
4.集体记忆叙事的精英与大众之争。按世界记忆遗产的叙事模式，形成了两大研究方向的发展：传统研究大多聚焦于官方档案、皇家文献、精英人物手稿等主流精英叙事的遗产，现有国际名录中这类遗产的占比超过80%[17]；近年来的新兴研究则聚焦于边缘群体、少数族裔、底层民众的记忆遗产，[38] 批判现有名录体系存在显著的“精英叙事偏向”，认为世界记忆遗产应该关注多元的、边缘的、被遮蔽的集体记忆，实现记忆叙事的公平性。这一争议的本质是文化公平与记忆权力的分配问题，也是UNESCO世界记忆遗产最新的改革方向。
通过对近年来主要文献的系统性梳理，现有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存在四大核心局限，制约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一是研究方法结构失衡，定性研究占比过高，定量与混合研究应用不足。现有研究中定性的思辨研究与案例研究，大多是单一案例的介绍与分析，缺乏大样本的定量实证研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说服力不足；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应用占比较低，未能实现定性与定量方法的深度融合。[35] 二是研究方法的学科壁垒显著，跨学科方法融合不足。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档案学、历史学领域，采用的方法也以传统的人文社科方法为主，与地理学、传播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不足，尤其是空间计量、大数据分析、实验研究、行动研究等方法的应用极少，未能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优势。[11] 三是案例研究的同质化严重，缺乏系统性的比较研究。现有案例研究大多聚焦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的知名世界记忆遗产，案例选择的同质化严重，对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后发国家的案例研究严重不足；同时，大多是单一案例的描述性分析，缺乏多案例的系统性比较研究，难以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规律与理论。[19] 四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不足，实证研究的质量有待提升。现有定量研究中，部分研究存在样本量不足、数据来源单一、研究设计不严谨的问题；定性研究中，部分思辨研究存在逻辑不严谨、概念界定不清晰的问题，访谈法、话语分析等方法的应用缺乏标准化的规范，导致研究成果的质量参差不齐。[35]
五、川渝地区世界记忆遗产申报进展与现状
2024年5月，在蒙古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四川省申报的《成都老茶馆档案》《德格印经院院藏雕版》两项文献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实现了四川在亚太地区名录上的零突破。[36]
图六 “成都老茶馆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证书（来源：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官网）
“成都老茶馆档案”收录了1903年到1949年期间成都老茶馆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共6345件，主要是茶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3类档案，分别为茶馆日常经营类档案、政府管理类档案和行业协会管理类档案。它是研究以成都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史料。2023年1月，这组档案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37]
“德格印经院院藏雕版”自1703年开始刊刻，至今完整保存着228814块古印版。这些雕版文字图像精确、雕刻工艺精美，综合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2006年，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作为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子项目之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6]
2025年6月，国家档案局公布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重庆申报的《“重庆大轰炸”档案》《白鹤梁题刻》成功入选。[38] 加上2002年首批入选的《民国时期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重庆已有3项文献入选国家名录。四川在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申报中，已累计入选13项，为川渝地区更高层级的申报奠定了坚实的区域基础。如下表所示：
表三：川渝地区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39]
图七（组图1-5）“重庆大轰炸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来源：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官网）
川渝地区目前尚无项目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与长江上游文化中心区、全国文物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存在“重物质遗产申遗、轻记忆遗产申报”的倾向，跨区域协同申报机制缺失，文献遗产资源未形成系统性的申报合力，在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中的权重不足，顶层设计存在缺位。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巴蜀文旅走廊的战略框架明确要求“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充分挖掘文化旅游资源，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讲好巴蜀故事”；[40]《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提出“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推进重大申遗工程”，在规划的工作要点中专门明确了跨区域联合申遗的核心任务，为川渝协同开展世界记忆遗产申报、构建跨区域保护体系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撑。[4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将“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研究发掘工程、数字再现工程”列为核心任务，川渝段是巴蜀文化核心片区，是长江文化保护传承的关键节点；[42]《三峡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培育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推动重要文物申报世界遗产”。[43] 长江流域的水文文献、治水档案、三峡移民档案、巴蜀文明相关文献，是长江文化的核心记忆载体，与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人类集体记忆、推动文献遗产共享传承”[1] 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
在重大文旅、遗产规划中，川渝地区核心聚焦于世界文化遗产、考古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申报，对世界记忆遗产（文献遗产）的专项部署、重点项目、资金支持重心偏低。例如《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仅提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未将世界记忆遗产纳入申遗整体工作体系；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仍以不可移动文物本体保护、可移动文物抢救性修复为主，未将相关考古档案、工程文献、移民档案等记忆遗产纳入保护与展示体系，仅在档案工作专项部署中零星提及，未融入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
当前川渝地区“大遗产”保护体系主要以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可移动文献档案、集体记忆载体、口述史资料”等记忆遗产的价值认知不足，未能将“物质遗产本体—出土文物遗存—文献记忆记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与保护体系，“大保护”仍局限于文物本体的抢救、修复与物理保存，未延伸至记忆传承、公众认同、全球传播的全链条，形成了“重物质、轻记忆，重静态、轻活态”的保护失衡，致使“大遗产”理念的认知边界狭窄，体系化保护不到位。
世界记忆遗产鼓励跨国、跨区域联合申报，相关数据显示，跨国联合申报的遗产入选成功率比单一国家申报高出47%。[11] 目前国际与区域申遗协同集中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如涪陵白鹤梁—埃及尼罗水尺联合申遗、川渝宋元山城体系联合申遗），尚未建立世界记忆遗产的跨区域协同机制，两地同源的巴蜀文化文献、长江治水档案、抗战大后方档案、三峡相关文献等资源较为分散，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申报集群合力，错失了跨区域联合申报的优势。
（二）“大遗产”的重构与边界拓展
1.从“空间实体”到“记忆载体”。传统“大遗产”的核心范畴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不可移动的考古文物遗存，而世界记忆遗产的融入，将遗产边界从“物理空间的实体文物”，拓展到“记录历史、承载集体记忆的文献档案、数字记录、口述史料”等非实体记忆载体。例如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不仅要保护遗址本体，更要将考古发掘报告、出土文物铭文档案、三峡工程建设档案、百万移民档案、川江航运文献等“集体记忆”纳入保护体系，通过记忆遗产的申报与保护，构建“遗址本体—出土文物—文献记忆”三位一体的完整遗产集群，让“大遗产”既保有实体空间的历史厚度，又蕴含文献记忆的精神内核，从而拓展遗产更为丰富的内涵边界。
2.从“单点保护”到“跨区域系统性集群”。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价值之一是“集体记忆的连续性与关联性”，打破了行政区域对遗产保护的割裂。川渝同属巴蜀文化圈、长江上游文化核心区，共享长江治水文明、巴蜀文明、抗战大后方记忆、三峡移民记忆等同源的文献遗产资源，通过世界记忆遗产的联合申报，将分散在两地的相关文献整合为跨区域的系统性遗产集群，推动“大遗产”从“单点碎片化保护”向“跨区域、成体系、全链条的整体性保护”转型，完全契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共建共享”[40] 的核心要求，从而拓展遗产的空间边界。
3.从“精英叙事”到“多元族群共同记忆”。传统“大遗产”体系更多聚焦于皇家、贵族、官方、精英阶层的文化遗存，而世界记忆遗产鼓励关注边缘群体、特定族群、普通民众的集体记忆，打破了精英叙事的局限。[16] 成都老茶馆档案记录了近代城市平民的生活史，德格印经院雕版承载了川藏地区族群的文化根脉，重庆大轰炸档案记录了普通民众的抗战创伤记忆，三峡移民档案记录了百万移民的家国记忆，将这些内容纳入“大遗产”体系，可系统构建覆盖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多元遗产叙事，大幅拓宽“大遗产”的文化包容性与社会覆盖面，进而拓展遗产多元的叙事边界。
（三）记忆遗产的多元地方价值
川渝两地同根同源，共享巴蜀文化的核心基因，但由于长期受行政区域划分影响，地域文化认同存在一定割裂。世界记忆遗产的联合申报与保护，能够有效将分散在两地的巴蜀文献、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档案、川剧与巴蜀非遗文献、长江上游商贸档案等整合起来，构建完整、连续的巴蜀文化记忆共同体。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两地民众“巴蜀一家亲”的文化认同，打破地域壁垒，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凝聚力与精神纽带，[40] 从而凝聚巴蜀地域族群的文化认同，夯实双城经济圈的文化根基。
《“重庆大轰炸”档案》从4000余卷史料中精选126件原始文献，真实记录了1938—1943年日军侵华的历史罪证，是中国抗战记忆、民族创伤记忆的核心原始载体；[38] 三峡工程与移民档案，记录了新中国重大工程建设的历史，以及百万三峡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记忆。这些文献通过世界记忆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实现了历史记忆的固化与代际传承—相比于经过加工的历史读物，原始档案能让民众最直观地感受历史的真实，在回望历史中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历史责任感，传承爱国主义精神，进而固化重大历史事件的民族记忆，强化公众的国家认同与历史责任感。
白鹤梁题刻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长江中天然石梁上。现存自唐广德二年（764年）至1963年间的历代题刻165段，其中水文题刻108段。现存可辨识的文字约11000字，除少量记录历史、民俗等社会活动外，绝大多数记载的是1200多年间72个年份的枯水水文信息，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文字最多的枯水水文石刻档案，具有独特的水文科学价值及历史、艺术价值，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是研究长江流域水文、气候及历史、民俗等社会活动的原始文献，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44] 都江堰相关档案、川江船工文献、号子原始曲谱、长江航运与商贸档案，共同构成了长江上游文明的完整记忆链条。将这些文献纳入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体系，可串联起长江流域的治水文明、商贸文明、生态文明记忆，强化沿线民众对长江文化的集体认同，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核心的文化内核与精神支撑，真正实现“共抓大保护、传承长江魂”的建设目标，[42] 使得长江流域族群的共同记忆得以传承，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注入文化内核。
图八 “白鹤梁题刻”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来源：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官网）
记忆遗产的核心生命力是“原始记录的真实性”，是最生动、最具说服力的历史教育素材。相比于影视化、戏剧化的历史传播，原始档案能让公众直观感受历史的细节与温度：重庆大轰炸的伤亡登记、当事人申诉档案，公众能真实体会抗战时期重庆民众的苦难与抗争。成都老茶馆的经营账本、行业规约，能直观感受近代成都的市井生活与市民文化。白鹤梁题刻的水文记录，能读懂古代先民与长江共生的治水智慧。通过世界记忆遗产的公众普及，可将静态的档案文献转化为沉浸式的历史教育场景，让历史教育从“被动灌输”变为“主动探索”，系统打造诸如此类沉浸式历史教育场景，可大幅提升公众的历史认知与文化素养。
世界记忆遗产的申报过程，本身就构成公众科普与文化传播。在申报、研究、活化利用的全流程中，通过媒体宣传、公众征集、主题活动、研学教育等方式，能让公众逐步认识到不仅国宝级文物是文化遗产，身边的老照片、家族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料，都是承载集体记忆的珍贵遗产。这能从根本上激发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吸引更多民间机构、普通民众参与到文献遗产的征集、保护与传承中来，推动形成“全民了解、全民参与、全民保护”的良好氛围，破解传统遗产保护“政府单打独斗”的困境，构建全社会共建共享、参与式保护的良好局面。
集体记忆的断裂，是文化遗产流失最大的风险。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人类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1] 通过青少年研学主题活动、“编教材—进校园—入课堂”、数字文创产品、短视频传播等系统实施的方式，让年轻群体直接接触和了解珍贵的文献遗产，使其从历史记忆中汲取文化养分，建立文化自信。相比抽象的文化宣传，记忆遗产的原始文献能让年轻人真正读懂巴蜀文化、长江文化、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主动成为文化记忆的传承者与传播者，让民族的文化根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四）记忆遗产融入川渝重大文化战略的实践路径
川渝两地可系统谋划，联合研究制定《川渝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与申报专项规划》，将世界记忆遗产工作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文旅走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持续研究梳理与地方记忆遗产相关的文化资源，设立专项发展资金，明确重点项目、责任单位与时间节点，从顶层设计上补齐战略缺位。在地方个案保护中，如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专门设立“三峡文献记忆遗产保护与展示专区”，将重要考古档案、发掘报告、工程文献、移民档案等纳入遗址公园的保护、展陈与研究体系中，建立川渝世界记忆遗产三级梯度培育体系，对两地珍贵文献遗产开展全面普查，建立“储备—培育—申报”的预备名录库，对列入名录的项目给予专项扶持，形成良性循环的申报格局。
1.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打造川渝世界记忆遗产申报集群。成立川渝世界记忆遗产联合申报工作专班，由两地档案、文旅、文物部门联合牵头，统筹两地文献遗产资源，筛选具有全球价值、跨区域关联性的核心主题，重点推进“长江上游治水文明文献集群（白鹤梁题刻+都江堰相关档案）”“抗战大后方核心档案”“巴蜀文明历史文献集群”“三峡工程与移民记忆档案”等跨区域项目的联合申报，发挥协同优势，提升申报成功率。加快川渝两地档案馆、博物馆、高校建立战略合作联盟，实现文献资源共享、研究力量协同、申报经验互通，共同开展文献遗产的价值发掘、修复保护、数字化建设与学术研究，为申报工作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2.推动记忆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维度融合。在三星堆—金沙遗址、川渝宋元山城体系、白鹤梁题刻等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协同推进相关考古文献、重要考古发掘记录、简报、铭文档案等记忆遗产申报，实现“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遗产”同步申遗、协同保护，构建完整的遗产保护创新体系。打造巴蜀文旅走廊世界记忆遗产主题精品线路，将成都老茶馆、四川省档案馆、德格印经院、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等点位串联，打造“世界记忆遗产研学之旅”，纳入巴蜀文旅走廊精品旅游产品体系，加快文旅深度融合，以活化利用反哺遗产保护。[41] 不断深化“大遗产”理念与体系相融合，实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
3.数字赋能，推动世界记忆遗产的活化利用与公众普及。联合打造川渝“数字记忆库（Digital Memory Bank）”，对两地珍贵文献遗产进行高清数字化采集、修复与在线共享，接入如巴渝文物应用场景、三峡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等数字展示平台，实现公众免费在线查阅、浏览，授权注册下载受官方知识产权保护的数字资源，以供专业学术研究使用（如原版电子文献、申报书、高清原始照片、图纹符号等），打破时空限制，让文献遗产触手可及。运用生成式AI+VR/AR等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展陈场景，如白鹤梁水下题刻的AR水文历史还原、水下书法题刻近在咫尺，“重庆大轰炸”档案的沉浸式数字展、成都老茶馆的市井生活数字场景再现等，让公众沉浸式感受历史记忆，提升传播效果。开发世界记忆遗产主题文创、纪录片、短视频、研学课程等内容，通过新媒体平台矩阵广泛传播，吸引年轻群体关注，推动世界记忆遗产破圈传播，大幅提升公众认知度。
4.依托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ACHA）等机构与平台，积极开展川渝世界记忆遗产的国际展览、学术交流与联合研究，讲好巴蜀故事、长江故事、中国故事。通过世界记忆遗产的全球平台，将川渝的地方文化记忆转化为人类共同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叙事体系，实现遗产的高标准保护，提升川渝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六、小结
世界记忆遗产作为人类共同的文献记忆财富，其保护与传承是全球文化治理的重要议题。经过30余年的发展，其研究已从最初的档案管理技术研究，发展为多学科交叉的成熟研究领域，形成了本体论、价值论、全球治理、保护实践、活化利用等丰富的研究成果，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尤其近年来的研究明显呈现出从“西方中心”向“多元视角”、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融合”、从“抢救保护”向“活化传承”的演进趋势，取得了显著的学术进展。
未来，世界记忆遗产研究应进一步强化原创理论建构，通过“区域—国家—国际”逐级的实践经验，推动跨学科深度融合；聚焦全球治理改革，推动名录体系的均衡发展，关注新兴风险挑战，强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构建数字时代的保护与伦理规范；推动叙事多元化，加强边缘群体记忆遗产研究；完善研究方法体系，提升实证研究的质量。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应进一步立足中国本土保护实践，以区域保护案例推动理论创新，加强国际学术对话，提升中国在全球记忆治理中的话语权，为世界记忆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记忆遗产章程[EB/OL].https://www.unesco.org/en/memory-world.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国际名录[EB/OL].https://en.unesco.org/memoryoftheworld/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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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四川日报.四川两项文献遗产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EB/OL].https://epaper.scdaily.cn/shtml/scrb/20240511/310624.shtml.
[37] 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申报表—成都老茶馆档案[EB/OL].extension://ngbkcglbmlglgldjfcnhaijeecaccgfi/https://www.saac.gov.cn/mowcn/cn/c100513/202405/c2dbe07bf13f4881a318f85771d5a576/files/a0706880eebc4b119958624fa3a31ff0.pdf
[38] 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大轰炸”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EB/OL].https://www.cq.gov.cn/zwgk/zfxxgkml/zdlyxxgk/ggwh/wh/zxdt/202506/t20250610_14701318.html?f_link_type=f_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JpbmxpbmVfZGlzcGxheV9wb3NpdGlvbiI6MCwiZG9jX3Bvc2l0aW9uIjowLCJkb2NfaWQiOiIzY2EzY2I5NGYwZjJjYjk1LWQxODcyOWYzM2M1Mzg1Y2QifQ%3D%3
[39] 根据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官网公开信息笔者自制，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EB/OL].https://www.saac.gov.cn/mowcn/cn/c100508/wxycmllist.shtml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21/content_5643875.htm
[41]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zykf/202205/t20220526_933202.html
[42] 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R].内部资料，2025.1
[43] 国家文物局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 水利部 重庆市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三峡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EB/OL].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5/content_6883344.htm
[44] 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白鹤梁题刻 申报书[EB/OL].https://www.saac.gov.cn/mowcn/cn/6sbs/202512/79c9b25b16ed4a7081584aae6391dfb7.shtml
文稿：张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