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历次考古发掘中，明代谷仓罐是极具地域特色与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丧葬明器。巴渝先民匠心塑器，以陶、瓷土复刻民间仓廪原貌，或是简约大气的单体罐，或是精巧别致的脊式双联罐，这类器物褪去了日用器具的实用属性，是专为逝者精心打造的"地下粮仓"，寄托着巴渝先民期盼五谷丰登、仓廪充盈、岁岁富足的朴素美好祈愿。

一、多重古称背后的器物本义

在过往研究中，学界对该类器物有不同的称谓，一是依据器物外形特征而命名，如牛角坛、塔式罐、盘龙罂、龙虎瓶、堆塑罐等；二是根据器物功能来命名，如衣禄罐、魂瓶、皈依瓶等；三是源自器物自铭与文献记载，如粮罂、五谷仓等。鉴于文献史料的相关记载和出土器物中发现的谷物遗存，目前学界基本形成了统一共识，以"谷仓罐"为该类器物的标准定名。

谷物随葬习俗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周礼·地官·舍人》载:"丧纪，共饭米、熬谷。"郑玄注:"饭所以实口，不忍虚也……熬谷者，错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1]此为文献记载的饭含之礼及熬谷之法两种仪制。至东汉，《后汉书·礼仪志下》详细记载天子大丧之制:"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2]明确以八种谷物分筲随葬，礼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三国时期，《丧服要记》称"五谷囊陪葬，起自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恐其魂之饥也，故设五谷囊。"^[3]将谷物随葬与安魂济魄的丧葬信仰相关联。入宋以后，《事物纪原》亦载:"今丧家棺敛，柩中必置粮罂者。"^[4]可见当时民间已普遍用陶罐、瓷罂盛装五谷入葬。此俗从先秦礼制到宋明时期的民间俗信，重庆地区出土的明代谷仓罐，正是这数千年葬俗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物遗存。

谷仓罐器形源于东汉中晚期的五联罐，主体为大罐肩部附四个小罐，象征"五谷丰登"。三国两晋时期，广为流行，多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器物装饰繁复，楼阁亭台、人物百戏、飞禽走兽等纹饰元素众多。唐宋时期，器物形制和装饰逐渐简化，与早期堆塑罐有别，主要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南方地区^[5]。至明代中晚期，谷仓罐在川渝地区的中小型墓葬中较为常见，成为典型随葬明器。

二、重庆出土代表性谷仓罐

多年来，随着考古项目的持续推进，重庆地区出土谷仓罐集中于明代中晚期石室墓葬中，主要分布在璧山、江津、永川、南川、合川、荣昌、潼南、北碚、巴南、巫山、奉节、武隆等区域。谷仓罐有陶、瓷质地，器形纹饰多样，依据器物形制，可将其分为单体谷仓罐和双联谷仓罐两类。

（一）单体谷仓罐

单体谷仓罐是重庆出土谷仓罐的主流器形，以单个罐体为基本载体。整体系由器身与器盖两部分构成，采用子母口扣合工艺，紧密贴合。器身多施釉，普遍为上腹施釉、底足露胎。器身装饰题材丰富，常见堆塑龙纹、盘索纹、多角纹等，辅以莲瓣纹、弦纹、箍带纹等装饰，部分罐体叠加立体楼阁，将建筑形制与器物本体巧妙融为一体，兼具仓储功能与审美价值。

1. 堆塑龙纹

堆塑龙纹多贴塑于谷仓罐的肩腹处，龙身蜿蜒卷曲，体态灵动质朴。出土堆塑龙纹谷仓罐的代表性墓群包括永川钟家祠堂墓群、江津桃子堡墓群、巴南石马湾墓群、北碚坟山墓地、巫山麦沱墓地等。

巫山麦沱墓地M51:1，器表施酱黑色釉，下腹及底露胎。罐体上腹弧曲，缠绕一堆塑奔龙，并饰竖向三列牛角形堆纹，龙身一列4个，龙首及龙尾每列5个；下腹轻鼓，素面。口径5.8、底径7.3、通高23.2厘米^[6]。

永川钟家祠堂墓群M1-1:2，带盖，整体略呈直筒形，外施黑釉，施釉不到底。器盖为圆形，子口，盖钮呈乳钉状；器身直腹微弧，中上部堆塑龙形，作腾飞戏珠状，龙身呈"U"形卷曲；器底为假圈足，略内凹，器身保留明显轮制痕迹。口径4.7、底径7.2、通高18.6厘米^[7]。

巫山麦沱墓地出土谷仓罐（左M51:1、右M51:2-1）

永川钟家祠堂墓群出土谷仓罐（左M1-1:1、右M1-1:2）

2. 盘索纹

盘索纹多以泥条贴塑方式堆贴于罐体肩部或器盖部位，呈绳索缠绕状环绕一周或两周，模拟粮仓绳索捆扎之态，具有鲜明的仓储象征。出土盘索纹谷仓罐的代表性墓群有璧山白家院墓地、南川三叉屋基墓地、武隆田家渡墓地、合川何家院子墓群、云阳营盘包墓群等。

璧山白家院墓地M2-2:2，带盖，盖为灰褐色胎，外壁施黄褐釉，有脱釉现象。塔式盖，较平，中部置一钮。罐身斜肩鼓腹内收至足部，罐亦为灰褐色胎，腹部以上施红褐色釉，有流釉现象；肩部堆饰一周20组盘索纹。口径9.4、底径8、通高26厘米^[8]。

云阳营盘包墓群M20:3，带盖，砖红色缸胎，子母口。盖中部置一葫芦形钮，面堆塑7组盘索纹；罐身折肩斜腹至底部，近底部饰一道凸弦纹，肩部饰两周盘索纹，上下错落，每周各塑14组。口径8.4、底径9、通高27厘米^[9]。

璧山白家院墓地出土带盖谷仓罐(M2-2:2)

云阳营盘包墓群出土带盖谷仓罐(M20:3)

3. 多角纹

多角纹（也称"附角"）是堆贴于罐身的锥状角钉，沿器身等距环绕排布，一类仅贴附于罐肩部位，另一类沿罐身分层排列，以数道凹槽将器身分隔成数层凸棱，凸棱上堆塑角钉，自上而下竖列成排。出土多角纹谷仓罐的代表性墓群有合川观山坡墓群、合川何家院子墓群、江津桃子堡墓群、合川李家坝遗址等。

合川观山坡墓群M7:1，带盖，整体呈宝塔形，灰褐胎，罐外壁施酱釉至下腹部。盖为子口，未施釉。罐身由上至下逐级扩大，以弦纹分隔，共五级，每级均附加等距冠形3耳，口径5.6、底径6.8、通高24.8厘米^[10]。

合川观山坡墓群出土带盖谷仓罐(M7:1)

合川李家坝遗址出土带盖谷仓罐(M1-3:10)

合川李家坝遗址M2-2:10，带盖，整体呈茧形，器表施米黄色薄釉，施釉不均匀且不及底。盖为子口，内实心，盖沿略隆起，盖顶为头盔形塔式钮，钮中层外缘捏4处荷叶形花边。罐深腹微鼓，肩部贴塑一道箍带纹，器身分5层，等距塑3列15个喙状凸起，排列规整，腹底贴塑一周莲瓣纹。圈足为覆盆状塔式底座形，凸棱外缘表面均有凹弦纹。罐内装有稻谷，已腐化，留存半罐灰白色炭末。口径7.5、底径13.6、通高32.2厘米^[11]。

合川李家坝遗址出土带盖谷仓罐(左M2-1:2、中M2-2:10、右M2-2:11)

4. 楼阁装饰

楼阁装饰多置于罐身腹部或器盖部位，以堆塑、刻划等技法制作而成，纹样繁复精细，高低错落，层次分明，是模仿明代木结构仓楼形制的直接体现。潼南梁家嘴墓群、永川河坝屋基墓地为该类谷仓罐的代表性墓群。

潼南梁家嘴墓群M3:1，带盖，整体呈茧形，器身上部及器盖饰以楼阁。器盖为子口，葫芦形宝顶，以鸟为钮，宝顶下四出屋脊，脊饰蹲兽，檐角上翘，角下贴封檐板，檐边刻划云纹，作四阿屋顶，上堆塑瓦垅。器身弧腹微鼓，束腰式底座。肩部饰以四出屋脊，腹壁为双层，层距为0.5~1厘米，外层镂空，饰一道卷草纹及仙猴献桃图，图上下各有一道凹弦纹。底座模印贴塑两周莲瓣纹。口径12、底径15、通高36.4厘米^[12]。

潼南梁家嘴墓群出土带盖谷仓罐（M3:1）

（二）双联谷仓罐

双联罐是谷仓罐的另一种重要器形，系由两件形制、规格相近的罐体并排连接而成，两罐腹部、足底相连，形成"双罐并列"的独特器形。纹样装饰主要集中在器盖和肩部区域，腹部多见素面，刻画图案较少。其中脊式双联罐是谷仓罐的一大特色，代表性墓群有永川许家湾墓群、璧山黄家院子墓群、璧山白家院墓地等。

永川许家湾墓群M1:2，带盖，釉陶房形仓，器表施以薄釉，现大部分釉层剥落。器盖与器身形成双重檐，庑殿顶，屋顶坡面均布满密集竖向瓦垄纹，正脊与垂脊角端均堆塑立体卷云纹翘角，器盖屋脊正中附卷云纹。器身两罐相连，罐身中空，正面凿刻梯子造型。左罐口径9.2、底径12.9、罐高18.3厘米；右罐口径8.9、底径12.9、罐高18.5厘米；通高30.5厘米^[13]。

永川许家湾墓群出土带盖双联谷仓罐(左M1:1、右M1:2)

璧山白家院墓地M1-3:1，带盖，屋顶形盖，顶有双层屋脊，四周饰飞檐，顶堆饰条状竖纹；罐身为双联罐，溜肩鼓腹，下腹斜内收，足间相连。肩部置一周带状屋檐装饰，其上均匀堆饰竖向盘索纹。左罐口径7.4、底径8.5、罐高17.4厘米；右罐口径7.3、底径8.5、罐高17.8厘米；通高23.5厘米^[14]。

璧山白家院墓地出土带盖双联谷仓罐(上M1-3:1、下M1-6:1)

三、藏在罐里的巴渝人文密码

（一）事死如生的仓廪之愿

重庆出土谷仓罐有单体谷仓罐和双联谷仓罐两种器形，多见于明代中晚期中小型平民墓葬中，常成对出现，放置于墓主头端，即靠近墓室后壁或后龛内，与盏、碗、碟形成固定明器组合，部分墓葬仅随葬谷仓罐。这类器物装饰颇具特色，常见堆塑龙纹、多角纹，或是模拟绳索捆扎之态的盘索纹，亦或是模仿木结构仓楼形制的楼阁装饰，再现了现实仓储建筑样貌，承载着"事死如生"的传统丧葬理念，寄托着逝者五谷丰登、仓廪殷实的美好祈愿。同时考古资料显示，永川宋家河坝墓群出土的两件谷仓罐内留存大量稻谷遗存，一罐谷粒呈淡黄色，一罐炭化为黑色，谷粒形态饱满，比现今稻谷稍大，推测为当时的稻谷良种。合川李家坝遗址M2-2墓室出土的谷仓罐内，发现的稻谷虽已腐化，仍留存半罐灰白色炭末遗存。璧山生基嘴墓群M10-5墓室出土谷仓罐中亦保存有形态完整的稻谷实物。由此可见，重庆地区出土的谷仓罐多用于储存谷物，是专为储粮的随葬明器。

（二）移民浪潮的实物见证

重庆地区宋元墓葬中基本不见谷仓罐，明代中期才集中出现，应是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新器形。学者通过四川、重庆地区出土谷仓罐的器物形制、纹样装饰、出土位置等信息与两湖地区宋元墓葬中出土谷仓罐进行对比，发现川渝两地的谷仓罐具有相似性，且皆是受到"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的影响^[15]。另有学者综合考古学与古DNA证据对璧山生基嘴墓群的人群进行探讨，同时结合这一时期两湖与川渝地区出土谷仓罐的分布情况与传播流向，推测其传播路径与湖广移民入川路线有关^[16]。大批湖广移民及其后代定居重庆，不仅重构了本地社会结构，还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推动了区域农业复苏，更将原乡的方言体系、生活习俗及丧葬文化带入巴渝地区。其中，极具地域特色的谷仓罐随葬习俗被本地民众吸纳融合，成为明代巴渝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三国魏]王肃.丧服要记[M]//[清]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扬州:广陵书社,2004.

[4] [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赵博瑄，高磊，林子晴等.考古学和古DNA证据揭示重庆璧山生基嘴人群受到明代移民活动的影响[J].遗传,2025,47(12):1340-1350.

[6]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巫山麦沱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97-198.

[7]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永川区文物管理所.永川区钟家祠堂明墓群发掘简报[C]//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公路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51.

[8]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璧山区文物管理所.璧山区白家院墓地考古发掘简报[J].长江文明,2024(1):20-29.

[9]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营盘包墓群2011年、2012年发掘简报[C]//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36.

[10]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合川区文物管理所.合川区观山坡墓群发掘简报[C]//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454-457.

[1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合川区文物管理所.合川区李家坝遗址发掘简报[C]//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540.

[12]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潼南县文物管理所.潼南县崇龛梁家嘴墓群考古发掘简报[C]//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公路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29-230.

[13]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永川区文物管理所.永川区许家湾墓地发掘简报[C]//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渝西长江流域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582.

[14] 同[7].

[15] 周静.川渝地区明墓出土谷仓罐研究[J].考古,2019(12):92-105.

[16] 同[5].

图文：陈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