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最高海拔391.22米；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南距重庆主城区约56千米，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图一），行政隶属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在13世纪宋元（蒙）战争中，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从嘉熙四年（1240年）到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依托钓鱼城“山、水、城”三位一体的城池防御体系，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的奇迹^[1]，对宋、元（蒙）和欧亚大陆战争与时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位于钓鱼城西部的二级阶地上，北近奇胜门和古地道遗址，地处圈椅状山坳地带，三面环山，一面朝江，背倚钓鱼山，北邻马鞍山，南依薄刀岭，西临城外悬崖，面朝嘉陵江，与高望山、牟山、虎头寨等隔江相望。

图一 钓鱼城全景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是目前国内唯一全面发掘揭露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衙署^[2]，遗址内发掘出土了极其丰富的建筑构件，种类也十分丰富。本文仅以出土的瓦当为线，为考古学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抛砖引玉。

一、类型与特征

中国古代的瓦分为板瓦与筒瓦两类，铺设在屋面的板瓦，其缝隙之间采用筒瓦进行覆扣，在屋檐筒瓦最前端的部分即为瓦当。瓦当与筒瓦相连，属筒瓦之头，因其有遮蔽檐头、阻止瓦片下滑的作用，所以称当（图二）。它兼具实用功能与装饰作用。

图二 瓦当图解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内出土以泥质灰陶的圆形瓦当为主，当面纹饰均采用模制，形制较为规整，当背与筒瓦粘接后用手修整抹平，二者极易断裂，故在遗址发掘出土和采集所见多为残破瓦当，极少为连接完好的。根据当面纹饰不同可分为花卉纹和兽面纹两大类。

（一）花卉纹瓦当

数量多，当面模印各类花卉纹，分六型。

A型 折枝荷花纹

出土数量较多。根据其花纹整体差异亦可分为a、b、c三个亚型。

Aa型 当面平坦，中部为侧视盛开的一朵荷花，外缘有一周凸弦纹。花瓣层次分明，流畅细腻。花纹略凸出当面。标本1，泥质灰陶。直径11.2厘米（图三）。标本2，泥质青灰陶。当径11.4厘米（图四）。

图三 Aa型式荷花纹瓦当（一）

 图四 Aa型荷花纹瓦当（二）

Ab型 当面有较宽的边轮，轮内为侧视盛开的一朵荷花。花瓣层次分明，细腻流畅。花纹略高于边轮。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11.4、边轮宽0.7～1.2厘米（图五）。 

图五 Ab型荷花纹瓦当

Ac型 当面平坦，中部为俯视盛开的一朵荷花，边缘饰凸弦纹一周。花纹与边轮基本齐平。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12.1厘米（图六）。

图六 Ac型荷花纹瓦当

B型 折枝牡丹纹

出土数量较多。根据其花纹整体差异亦可分为a、b、c三个亚型。

Ba型 当面有较窄的边轮，轮内为侧视半开的牡丹，花瓣肥厚饱满，纹饰为单线勾勒，线条流畅。边轮凸出，花纹低于边轮。标本1，泥质灰褐陶，火候较低。当径11.6、边轮宽0.5～0.7厘米（图七）。 

图七 Ba型牡丹纹瓦当 

Bb型 当面有较窄的边轮，轮内上部为俯视盛开的一朵牡丹花，下部为枝叶。花纹与边轮基本齐平。标本1，泥质灰褐陶，火候较高。当径11.5、边轮宽0.6～1.2厘米（图八）

图八 Bb型牡丹纹瓦当

Bc型 当面有较窄的边轮，轮内为侧视盛开的一朵牡丹花，底部带有枝叶。花纹与当面基本齐平。标本1，泥质灰陶。火候较高，右上部略残。当径11.4、边轮宽0.4～0.7厘米（图九）。

图九 Bc型牡丹纹瓦当

C型  莲荷纹

出土数量较多。根据其花纹整体差异亦可分为a、b两个亚型。

Ca型 当面有较宽的边轮，轮内上部为盛开的一朵莲花，下部为荷叶。高边轮，花纹低于边轮。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12.4、边轮宽0.8～1厘米（图一〇）。

图一〇 Ca型莲荷纹瓦当

Cb型 当面有较窄的边轮，轮内上部为侧视盛开的一朵莲花，下部为荷叶。边轮略凸出，花纹略低于边轮。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12.8、边轮宽0.4～0.8厘米（图一一）。

图一一 Cb型莲荷纹瓦当 

D型  菊花纹。出土数量少。

当面平坦，中部为侧视盛开的一朵菊花，其外饰凸弦纹一周。弦纹略凸出当面，花纹与弦纹齐平。标本1，泥质灰褐陶，火候较低。当径11.6厘米（图一二）。 

图一二 D型菊花纹瓦当

E型 莲花纹。数量少。

当面有较宽的边轮，轮内为俯视盛开的一朵莲花。边轮微凸，花纹与边轮基本齐平。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9.7、边轮宽0.6～1.2厘米（图一三）。 

图一三 E型莲花纹瓦当

F型 疑似梅花纹

当面有较宽的边轮，轮内为俯视盛开的一朵双重八瓣花纹。花瓣纹理清晰，线条流畅。花纹略低于边轮。标本1，泥质灰陶，火候较高。当径12.7、边轮宽1～1.3厘米（图一四）。

图一四 F型瓦当

（二）小结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出土花卉纹瓦当，纹饰题材丰富多样，包括荷花纹、牡丹纹、菊花纹、莲荷纹和莲花纹等。其中，荷花纹瓦当最为常见，其造型简洁大方，花瓣线条流畅，体现出“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牡丹纹瓦当则以富丽堂皇的造型著称，花瓣肥厚饱满，寓意“富贵吉祥”。莲花纹瓦当出土数量极少，此时的莲花纹瓦当和唐代差别甚大，宋代的莲花纹具有很浓的写实风格。

花卉纹是宋代开始盛行的最具时代特色的瓦当纹饰。其盛行原因，很可能是受到瓷器纹饰的影响。宋代花卉纹在瓷器上广泛使用，无论北方的定窑、耀州窑、磁州窑，还是南方的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均广泛以荷花、牡丹、菊花、莲花等花卉题材进行装饰；在川渝地区建筑石构件和南宋石室墓内也有以花卉纹为题材的雕刻，比如牡丹、荷花、莲荷纹等最为常见（图一五、图一六、图一七、图一八、图一九）。花卉纹瓦当很可能最先产生于北方地区，进而扩展到其他地区，各地区又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3]。

图一五 奁式炉上的牡丹纹^[4]

图一六  南宋石室墓后龛上牡丹纹^[5]
 

图一七  南宋石室墓后龛右侧立柱上荷花纹^[6] 

图一八  磁峰窑白釉碗内牡丹纹^[7]  
 

图一九  范家堰遗址石构件上莲荷纹^[8]

（三）兽面纹瓦当

数量较花卉纹瓦当略少。此类瓦当在当面模印一兽首，根据兽面纹饰差异分为八型。

A型 兽面高凸，边缘略内倾，饰有两道细弦纹，当心高浮雕式兽面纹。鬃须鬓皆备，人字眉，眉弓高突，眉毛浓厚，眉间有装饰；近三角形耳，双目圆睁，蒜头形高鼻，鼻孔偾张，阔口呲牙，獠牙外露，整体呈现出威严狰狞之态。口下有两簇胡须呈卷云状，纹理细腻。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12厘米（图二〇）。

图二〇 A型兽面纹瓦当

B型  兽面凸起，边缘略低于当面，饰有连珠纹，当心浅浮雕式兽面纹。额头印有一“王”字；人字眉，眉梢上卷，近三角形耳，双目圆睁；蒜头形高鼻，鼻孔偾张，阔口呲牙，獠牙外露，形态凶猛威严。口下有两簇胡须呈卷云状。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12厘米（图二一）。 

图二一 B型兽面纹瓦当

C型  当面有较窄的边轮，轮内为浅浮雕式兽面纹。额头印有一“王”字；一字眉，双目圆睁内陷，眼球凸起，三角形鼻，呲牙咧嘴，门齿外露，面目狰狞。标本1，泥质灰陶，底部残缺。当径12、边轮宽0.4～1厘米（图二二）。 

图二二 C型兽面纹瓦当

D型  兽面微凸，当面有较窄的边轮，轮内为浅浮雕式兽面纹。整个脸型显圆润，额头有纹饰；火焰眉，双目圆睁凸起，形似猪鼻，鼻孔偾张，阔口呲牙，獠牙外露，整体呈现出威严狰狞之态。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10.8、边轮宽0.5厘米（图二三）。

图二三 D型兽面纹瓦当

E型  当面平坦，边缘饰两道凸弦纹。当心兽首被压平与弦纹处于同一平面。鬃须鬓皆备，额头较宽，倒“八”字形眉，双目圆睁，口部微张，门齿外露，口下有两簇“人”字形胡须。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12、边轮宽0.5～1厘米（图二四）。 

图二四 E型兽面纹瓦当

F型  当面平坦，边缘饰两道凸弦纹。当面兽首被压平与弦纹处于同一平面。鬃须鬓皆备，额头有椭圆形饰，倒“八”字形犄角，“人”字形眉，双目圆睁凸起，阔口呲牙，獠牙外露，整体呈现出威严狰狞之态。口下有两簇“人”字形胡须。标本1，泥质灰陶。当径10.7厘米（图二五）。
 

图二五 F型兽面纹瓦当

G型  当面有较宽的边轮，轮内兽首被压平与边轮处于同一平面。额头两簇鬃毛中分，高耸飘逸，倒“八”字形犄角，一字眉，近三角形耳，双目圆睁，阔口微张，门齿外露，口下有两簇“人”字形胡须，鬃须鬓毛均为一簇簇呈现。标本1，泥质灰褐陶，底部略残。当径10.6、边轮宽0.5～0.8厘米（图二六）。标本2，泥质灰褐陶，顶部略残。当径11.4、边轮宽0.6厘米（图二七）。

图二六 G型兽面纹瓦当（一）
 

图二七 G型兽面纹瓦当（二）

（四）小结

兽面纹作为中国古代瓦当的传统纹样，在宋代延续了其象征权威与驱邪避凶的功能，同时在风格上呈现出程式化特征。宋代兽面纹瓦当的形象多为鼓目、蒜鼻、阔嘴獠牙，头部生角，面部周围鬃须飘扬，造型写实细腻，生动逼真，呼之欲出。与唐代兽面纹的雄浑奔放相比，宋代兽面纹线条更为细腻，比例更为匀称，少了几分凶猛，多了几分规整。

二、结语

瓦当起源于西周时期，历经春秋战国的初步发展、秦汉的鼎盛繁荣，至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阶段。与秦汉瓦当的雄浑大气、隋唐瓦当的富丽堂皇不同，宋代瓦当以其简洁素雅的风格、丰富多样的题材和精湛的工艺水平，展现出独特的时代气质。

宋代瓦当作为中国古代瓦当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时代风貌。其丰富多样的类型、精湛的工艺水平、深刻的文化内涵，不仅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思想的活跃，更体现了宋代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范家堰遗址出土的瓦当以其简洁素雅的艺术风格、吉祥寓意的纹饰题材、成熟的制作工艺，成为宋代建筑艺术的亮点，也为后世瓦当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遗址内出土的瓦当，为研究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考古新发现，对宋代瓦当的区域特征、分期演变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丰富宋代瓦当研究的内容。

注释：

[1] 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宋元战争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54。

[2]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21（12）：312。

[3] 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135。

[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遂宁市博物馆：《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出版社2012

[5]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21（12）：254。

[6]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21（12）：254。

[7]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21（12）：292。

[8]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21（12）：299。

文稿：赵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