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1]，作为以族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指巴族和蜀族先民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统称，自战国以后巴文化和蜀文化交流与联系愈来愈密切，往往称为“晚期巴蜀文化”。关于巴蜀文化的分期，有多位学者进行过讨论[2]，尽管在分期上存在分歧，但是以春秋战国之交作为晚期巴蜀文化的上限，这是学者们普遍的共识。洪梅、李冬楠和范晓佩在研究中把晚期巴蜀文化时间界定在战国早期到西汉初期[3]。本文把晚期巴蜀文化时间上限定在春秋末－战国早期，即春战之交，下限定在西汉早期，最晚到汉武帝时期。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春战之交到西汉早期的巴蜀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铜兵器戈、矛、剑、钺，选择有清晰明确的出土单位的铜兵器进行分析。
一、 晚期巴蜀文化铜兵器的发现和研究
晚期巴蜀文化铜兵器最早出土于20世纪50年代清理的墓葬中，如1953年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4]。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成都平原发现了大量的春战之交到西汉早期的墓葬，出土了许多铜兵器，如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群[5]和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群[6]等；在重庆地区，配合三峡工程，发现有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7]、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崖脚（半边街）墓地[8]等。21世纪左右至今，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9]和宣汉罗家坝[10]等；重庆的万州大坪墓地[11]和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12]等。随着大量晚期巴蜀文化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出土了一大批巴蜀文化铜兵器。
对晚期巴蜀文化铜兵器戈、矛、剑、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铜兵器的具体器类研究，如童恩正的《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13]；二、铜兵器的图像纹饰方面研究，如杨勇的《论巴蜀文化虎纹戈的类型和族属》[14]、代丽鹃的《晚期巴蜀文化兵器装饰性动物图像分析》[15]；三、铜兵器的整体研究，如代丽鹃的《成都平原小型青铜兵器研究》[16]、吕建昌的《先秦巴蜀青铜兵器研究》[17]；四、铜兵器的科技分析研究，如曾中懋的《巴蜀式青铜剑虎斑纹的铸造工艺》[18]、姚智辉的《晚期巴蜀青铜器技术研究及兵器斑纹工艺探讨》[19]，以及黎海超采用牛津研究体系进行铜兵器生产体系、流通体系的研究[20]。
图一 戈、矛、剑、钺
二、铜兵器的类型学研究
在春秋晚期到西汉初期，巴蜀文化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戈、矛、剑、钺这四种兵器。有研究者提出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以典型巴蜀文化特色的兵器来体现等级[21]。本文遵循类型学的一般划分规则，按照类别、功能作用、形式特征、时间上等演变关系进行比较，对戈、矛、剑、钺这四种兵器进行类型学分析。
（一）戈
经初步统计，在春秋晚期到西汉初期，巴蜀文化区域墓葬中总共出土戈252件。其中可进行分型分式的有213件；残损，年代不详，无法进行进一步分型分式的有39件。可分为两类，直内无胡戈和直内有胡戈。
118件。根据戈援长和援本宽度比例关系（设援长和内长之比为T）可以分为A、B两型。
A型戈，1＜T≤2 ，72件。宽三角援戈，内尾部平直，上下无阑，援上大部分有脊，援后部接近本处多数有一个圆形穿。援本上下两侧一般有二穿，多数为长方形，内上有一穿，有圆形、长方形、菱形等。根据内尾部和援锋形态可分为三亚型。
Aa型，8件。内尾部凹曲近似W形，援身大致对称，圆尖峰，戈身上均有纹饰。标本：成都白果林小区四号船棺BM4:4[22]（图二，1）。
Ab型，54件。援锋呈圆尖状，援部为等腰锐角三角形，援的上下刃线大致平直、对称，内部平直，分为素面和纹饰两种。标本：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5:8[23]（图二，2）宣汉罗家坝M33:98[24]（图二，3）。
Ac型，10件。内部平直，呈长方形，锋部近似圭首形状。根据锋部形状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4件。援刃与锋交接处转角较圆润，略呈弧形，圭首不明显。标本：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Ⅱ式铜戈[25]（图二，4）。
Ⅱ式，6件。援刃与锋的转折折痕清晰，呈钝角，圭首明显。标本：蒲江县飞龙村盐井沟古墓群M1:16[26]（图二，5）。
变化趋势：圭首越来越明显。
B型戈，2＜T ，46件。援瘦长，锋部圆尖，大部分都有脊，援上有1—3个穿，主要位于援本或者靠近援本处。内上有1个穿，内部分为平直和倾斜两种形态，援刃线不成直线。Ba、Bb、Bd、Be有纹饰，Bc多半都是素面。根据援和内尾部形态可分为五个亚型。
Ba型，6件。援瘦长，向一侧弯曲，内尾部凹曲近似W形。标本：新都战国木椁墓Ⅰ式戈[27]（图二，6）。
Bb型，11件。近似Ba型，内尾无W形，援向一侧倾斜。根据内尾部状态和锋部可分为二式。
Ⅰ式，9件。内部较细，锋部较尖锐。标本：绵竹县船棺葬M1:110[28]（图二，7）。
Ⅱ式，2件。内部较粗，锋部较钝。标本： 成都西郊战国墓Ⅱ式戈（19）[29]（图二，8）。
变化趋势：内部由细到粗，锋部由尖到钝。
Bc型，20件。双翼戈，双翼对称。根据双翼形态和内部变化，可分为三式。
Ⅰ式，7件。双翼展开较宽，翼面瘦小，内部较粗大。标本：成都西郊金鱼村战国土坑墓M1:2[30]（图二，9）。
Ⅱ式，6件。两翼展开宽度缩小，翼面变肥大，内部变细长。标本：四川绵竹县船棺葬M1:109[31]（图二，10）。
Ⅲ式，7件。两翼展开的宽度约为Ⅰ式的三分之二左右，翼面更为肥大，呈近半圆形，内部更加细长。标本：成都西郊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M5:20[32]（图二，11）。
变化趋势：两翼展开宽度逐渐缩小，翼面逐渐变得肥大，由三角形逐渐变成半圆形，内部变得更加细长。
Bd型，6件。双翼戈，双翼不对称。有一侧翼面展开较宽，末端突出一用以嵌柲的牙。根据牙的有无及援内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4件。有牙，援锋尖锐。标本：李家坝巴人墓M5:10[33]（图二，12）。
Ⅱ式，2件。无牙，援锋更加尖锐。标本：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5:10[34]（图二，13）。
变化趋势：有牙到无牙，援锋变得更加锐利。Be型，3件。上下出阑，援部瘦长，圆尖峰，直内，内上有一圆穿。阑上有1—2个长方形穿在援后部或内部有纹饰。标本：金沙巷M1:7[35]（图二，14）。
图二 直内无胡戈
1.Aa型（成都白果林小区四号船棺BM4:4） 2、3.Ab型（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5:8、宣汉罗家坝M33:98） 4.Ac型Ⅰ式（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Ⅱ式铜戈） 5.Ac型Ⅱ式（蒲江县飞龙村盐井沟古墓群M1:16） 6.Ba型（新都战国木椁墓Ⅰ式戈） 7.Bb型Ⅰ式（绵竹县船棺葬M1:110） 8.Bb型Ⅱ式（成都西郊战国墓Ⅱ式戈（19）） 9.Bc型Ⅰ式（成都西郊金鱼村战国土坑墓M1:2） 10.Bc型Ⅱ式（四川绵竹县船棺葬M1:109） 11.Bc型Ⅲ式（成都西郊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M5:20） 12.Bd型Ⅰ式（云阳李家坝巴人墓M5:10）13.Bd型Ⅱ式（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5:10） 14.Be型（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M1:7）
95件。根据下阑后端的形态可以分为A、B两型。
A型戈，68件。下阑后端平直，援本一般有三个穿，内上有一个穿。根据援锋、援身形态、援身中线与阑的夹角大小可分为四个亚型。
Aa型，20件。夹角大于90°，大多数素面无纹。根据夹角大小及援锋可分为二式。
Ⅰ式，8件。夹角较小，援锋锐利。标本：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1:4[36]（图三，1）。
Ⅱ式，12件。夹角较大，援锋变钝。标本：蒲江县飞龙村盐井沟古墓群M3:5（图三，2）[37]。
变化趋势：援身中线与阑的夹角变大，援锋变钝。
Ab型，39件。夹角约为90°。根据援部粗细及援部形态可分为二式。
Ⅰ式，18件。援部均匀，援下刃线较平直，援锋较钝。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16:13[38]（图三，3）。
Ⅱ式，21件。援部变细长，援锋变锐利。标本：广汉二龙岗M2:34[39]。
变化趋势：援部变细长，援锋变锐利（图三，4）。
Ac型，4件。夹角大于90°，援锋圆钝援上下刃线凹曲，束腰。根据援锋和援身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2件。援锋圆钝，束腰明显。标本：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1:3[40]（图三，5）。
Ⅱ式，2件。援锋变锐利，束腰不明显。标本：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37[41]（图三，6）。
变化趋势：援锋由较圆钝变锐利，束腰由明显变得不明显。
Ad型，5件。夹角约为90°，援锋尖锐，呈三角形，束腰。根据援锋及援身形态，可分为三式。
Ⅰ式，2件。援锋锐利，束腰明显。标本：绵竹县船棺葬M1:106[42]（图三，7）。
Ⅱ式，1件。援锋稍钝，束腰不明显。标本：成都西郊战国墓Ⅳ式戈（21）[43]（图三，8）。
Ⅲ式，2件。援锋更钝，无束腰。标本：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M1:1[44]（图三，9）。
B型戈，27件。下阑后端有一嵌柲的牙，多饰虎纹，援本一般有三个穿，内上有一个穿。根据纹饰的分布情况可分为四个亚型。
Ba型，12件。虎纹头部位于援本，虎身位于胡部。根据援锋锐利程度可划分为二式。
Ⅰ式，8件。援锋较钝。标本：成都西郊金鱼村战国土坑墓M1:3[45]（图三，10）。
Ⅱ式，4件。援锋锐利。标本：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土坑墓13号[46]（图三，11）。
发展趋势：援锋变锐利。
Bb型，8件。虎头纹位于援本，稍稍过阑，无虎身纹饰。根据援锋、援身和内部形态，可分为二式。
Ⅰ式，2件。援锋锐利，援身细长。标本：成都西郊金鱼村战国土坑墓M1:5[47]（图三，12）。
Ⅱ式，6件。援锋变钝，援身加粗。标本：宣汉罗家坝M44:19[48]（图三，13）。
Bc型，4件。虎头纹位于援本，稍稍过岚，虎身位于内部。根据援锋锐利程度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2件。援锋较钝。标本：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43:1[49]（图三，14）。
Ⅱ式，2件。援锋较锐利。标本：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23:1[50]（图三，15）。
变化趋势：援锋变锐利。
Bd型，3件。素面无纹。标本：重庆开县余家坝M13:1[51]（图三，16）。
图三 直内有胡戈
1.Aa型Ⅰ式（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1:4） 2.Aa型Ⅱ式（蒲江县飞龙村盐井沟古墓群M3:5） 3.Ab型Ⅰ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16:13） 4.Ab型Ⅱ式（广汉二龙岗M2:34） 5.Ac型Ⅰ式（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1:3） 6.Ac型Ⅱ式（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37） 7.Ad型Ⅰ式（绵竹县船棺葬M1:106） 8.Ad型Ⅱ式（成都西郊战国墓Ⅳ式戈（21））9.Ad型Ⅲ式（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M1:1） 10.Ba型Ⅰ式（成都西郊金鱼村战国土坑墓M1:3） 11.Ba型Ⅱ式（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土坑墓13号） 12.Bb型Ⅰ式（成都西郊金鱼村战国土坑墓M1:5） 13.Bb型Ⅱ式（宣汉罗家坝M44:19） 14.Bc型Ⅰ式（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43:1） 15.Bc型Ⅱ式（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23:1） 16. Bd型（开县余家坝M13:1）
（二）矛
经初步统计，在春秋晚期到西汉初期，巴蜀文化区域墓葬中出土矛总共283件。其中，可进行分型分式的有217件；残损，年代不详，出土单位不清，无法进行进一步分型分式的有66件。根据骹长和叶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长骹矛和短骹矛。
76件。骹长≥叶长，根据耳和矛的形态可分为四型。
A型，16件。半环形双耳，多数为素面无纹。根据矛叶的形态变化可划分为三个亚型。
Aa型，8件。柳叶形叶矛。根据矛叶的长宽变化可划分为三式。
Ⅰ式，3件。矛叶较宽大，长度较短，矛锋较钝，骹部素面无纹。标本：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2:13[52]（图四，1）。
Ⅱ式，2件。矛叶宽度缩小，长度增加，矛锋变锐利，骹部素面无纹。标本：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Ⅱ式矛[53]（图四，2）。
Ⅲ式，3件。矛叶宽度继续缩小，长度继续增加，呈瘦三角形，矛锋锐利，骹部分为有纹饰和素面无纹两种。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90-1:6[54]（图四，3）。
变化趋势：矛叶宽度缩小，长度增加，矛锋变得更锐利。
Ab型，5件。琵琶形矛叶。根据矛叶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3件。矛叶较宽大，矛锋较钝。标本：罗家碾蜀文化墓葬M1:7[55]（图四，4）。
Ⅱ式，2件。矛叶变细长，矛锋较锐利。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90-1:4[56]（图四，5）。
变化趋势：矛叶由宽大变细长，矛锋变得更锐利。
Ac型，3件。矛叶细长，呈三角形状。根据矛叶和矛锋形态可分为二式。
Ⅰ式，1件。矛叶略宽于骹，矛锋较钝。标本：芦山思延乡Ⅱ式矛[57]（图四，6）。
Ⅱ式，2件，矛叶略微加宽，矛锋极为锐利。标本：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土坑墓[58]（图四，7）。
变化趋势：矛叶加宽，矛锋变锐利。
B型，46件。弓形双耳矛，多数有纹饰，纹饰位于骹部。根据耳部形态及矛叶形态可划分为四个亚型。
Ba型，29件。弓形耳，上耳较小，下耳较大，上耳几乎附在较上，无耳洞，柳叶形矛叶。根据矛叶形态变化可分为三式。
Ⅰ式，8件。矛叶较粗大，矛锋较钝。标本：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1:2[59]（图四，8）。
Ⅱ式，19件。矛叶变细长，矛锋变锐利。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5:14[60]（图四，9）。
Ⅲ式，2件。矛叶更加细长，锋更加锐利。标本：宝轮院船棺葬M10:16[61]（图四，10）。
变化趋势：矛叶由较粗变得细长，矛锋变更加锐利。
Bb型，15件。弓形耳。上耳较小，下耳较大，上下耳均可见耳洞。根据矛叶和骹的形态变化，可分为四式。
Ⅰ式，9件。柳叶形矛叶，较细长，骹上细下粗，整体较均匀。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1[62]（图四，11）。
Ⅱ式，2件。柳叶形矛叶，矛叶加宽，长度缩短，骹部也加宽。标本：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M1:53[63]（图四，12）。
Ⅲ式，3件。矛叶继续加宽，长度缩短，叶面肥大，骹也变粗大。标本：犍为金井乡巴蜀土坑墓M6:2[64]（图四，13）。
Ⅳ式，1件。矛叶变瘦，长度缩短，骹部变得细长。标本：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38[65]（图四，14）。
变化趋势：矛叶加宽，长度缩短，由柳叶形变成非柳叶形。最后，矛叶突然变瘦，仍继续缩短。骹由细变粗，最后又由粗变细。
Bc型，1件。琵琶形矛叶，叶面较宽大。标本：百花潭十号墓Ⅲ式矛[66]（图四，15）。
Bd型，1件。矛整体近似于菱形，叶基最宽，再向下斜折变细连接骹。弓形耳双耳均有耳洞，骹较短。标本：万州大坪M105:7[67]（图四，16）。
C型，7件。无耳矛。矛叶和骹近似等长，骹尾部部分出现缺口，矛身出现斑纹，也有一些是素面无纹。根据矛叶和骹的形态，可划分三式。
Ⅰ式，2件。柳叶形矛叶，矛锋尖锐，骹尾部有缺口，矛叶和骹上都有斑纹或者通体素面无纹。标本：石人小区M8:5[68]（图四，17）。
Ⅱ式，1件。矛叶和骹分界不明显，骹略窄于矛叶基部，骹尾部有缺口，矛身有斑纹。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74-A:16[69]（图四，18）。
Ⅲ式，4件。矛叶近似于Ⅱ式的矛叶形态，骹部变细小，素面无纹，骹上有一鼻钮。标本：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崖脚（半边街）墓地DM43:3[70]（图四，19）。
变化趋势：矛叶变圆润，骹由有缺口到无缺口，矛身由有纹饰到无纹饰。
D型，7件。异形矛，形状较特殊，数量较少。根据矛叶和骹形态可分为四个亚型。
Da型，2件。矛叶呈三角形，矛锋尖锐，骹上部附两条直长条状物，有四个穿孔。标本：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102[71]（图四，20）。
Db型，3件。矛叶细小，矛锋较钝，骹部细长。标本：李家坝巴人墓M45:12[72]（图四，21）。
Dc型，1件。矛叶较肥大，无耳，骹上有穿孔。矛叶中部，位于脊上有一穿孔。标本：荥经县同心村巴蜀墓（清理）M4:1[73]（图四，22）。
Dd型，1件。矛叶近似于C型Ⅲ式，素面无纹，骹上为三联耳。标本：北碚区庙嘴墓地M11:1[74]（图四，23）。
图四 长骹矛
1.Aa型Ⅰ式（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2:13） 2.Aa型Ⅱ式（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Ⅱ式矛）3.Aa型Ⅲ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90-1:6）4.Ab型Ⅰ式（罗家碾蜀文化墓葬M1:7） 5.Ab型Ⅱ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90-1:4）6.Ac型Ⅰ式（芦山思延乡Ⅱ式矛）7.Ac型Ⅱ式（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土坑墓）8.Ba型Ⅰ式（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1:2）9.Ba型Ⅱ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5:14）10.Ba型Ⅲ式（宝轮院船棺葬M10:16） 11.Bb型Ⅰ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1）12.Bb型Ⅱ式（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M1:53）13.Bb型Ⅲ式（犍为金井乡巴蜀土坑墓M6:2）14.Bb型Ⅳ式（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38）15.Bc型（百花潭十号墓，Ⅲ式矛） 16.Bd型（万州大坪M105:7）17.C型Ⅰ式（成都西郊石人小区战国土坑墓M8:5）18.C型Ⅱ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74-A:16）19.C型Ⅲ式（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崖脚（半边街）墓地DM43:3）20.Da型（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102）21.Db型（云阳李家坝巴人墓M45:12）22.Dc型（荥经县同心村巴蜀墓（清理）M4:1）23.Dd型（北碚区庙嘴墓地M11:1）
141件。骹长＜叶长。根据耳和矛叶形态变化可分为四型。
A型，25件。半环形双耳，可分为素面无纹和纹饰两种，素面占大多数，纹饰分布于骹上。根据矛叶粗细长短变化可分为四式。
Ⅰ式，2件。矛叶较宽，较短。标本：成都白果林小区四号船棺BM4:7[75]（图五，1）。
Ⅱ式，7件。矛叶变窄，长度增加。标本：宣汉罗家坝M2:3[76]（图五，2）。
Ⅲ式，10件。矛叶继续变窄，长度增加。标本：宣汉罗家坝M58:1[77]（图五，3）。
Ⅳ式，6件。矛叶继续变得更窄，叶长增加。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M69:7[78]（图五，4）。
变化趋势：矛叶宽度减小，叶长度增加。
B型，105件。弓形双耳矛，绝大多数在骹上有纹饰，少数为素面无纹。根据矛叶形态变化，可分为三式。
Ⅰ式，16件。矛叶较宽。标本：凉水井街战国墓葬M1:16、17[79]（图五，5）。
Ⅱ式，64件。矛叶变窄。标本：中坝子M17:2[80]（图五，6）。
Ⅲ式，25件。矛叶继续变窄。标本：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54:1[81]（图五，7）。
变化趋势：矛叶由宽变窄。
C型，8件。无耳矛。根据矛叶及骹的形态变化，可分为三式。
Ⅰ式，1件。叶较宽，骹较细小，矛锋锐利。标本：凉水井街战国墓葬M1:15[82]（图五，8）。
Ⅱ式，4件。叶变窄，略宽于骹，骹变粗，矛锋变钝。标本：开县余家坝墓地M18:1[83]（图五，9）。
Ⅲ式，3件。叶骹之间宽度相近，骹变粗，矛锋变更钝。标本：云阳马粪沱墓地M77:8[84]（图五，10）。
变化趋势：矛叶越来越窄，骹变粗，矛锋变钝。
D型，3件。异形矛。根据矛叶、骹及耳部形态可分为三亚型。
Da型，1件。叶呈三角形，矛锋锐利，半环形双耳。标本：荥经同心村巴蜀墓M3:16[85]（图五，11）。
Db型，1件。叶和骹粗细差别较小，叶锋较钝，半环形双耳。标本：开县余家坝M9:1[86]（图五，12）。
Dc型，1件。矛锋处有明显的折痕，较锐利，叶基向内折连接骹，叶基处有一圆穿，骹上有一穿孔。标本：宝轮院船棺葬M13:12[87]（图五，13）。
图五 短骹矛
1.A型Ⅰ式（成都白果林小区四号船棺BM4:7） 2.A型Ⅱ式（宣汉罗家坝M2:3） 3.A型Ⅲ式（宣汉罗家坝M58:1） 4.A型Ⅳ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M69:7） 5.B型Ⅰ式（凉水井街战国墓葬M1:16、17） 6.B型Ⅱ式（万州中坝子遗址东周时期墓葬M17:2） 7.B型Ⅲ式（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54:1） 8.C型Ⅰ式（凉水井街战国墓葬M1:15） 9.C型Ⅱ式（开县余家坝墓地M18:1） 10.C型Ⅲ式（云阳马粪沱墓地M77:8） 11.Da型（重庆市开县余家坝墓地M9:1） 12.Db型（重庆市开县余家坝墓地M9:1） 13.Dc型（宝轮院船棺葬M13:12）
（三）剑
经初步统计，在春秋晚期到西汉初期，巴蜀文化区域墓葬中总共出土剑302件。其中，可进行分型分式的有224件；残损，时代不详，无法进一步进行分型分式的有78件。 根据剑身和剑柄形态可分为三类，扁茎无格柳叶形剑、改装式剑、中原式剑。
190件。根据剑柄上穿的数量分为四型。
A型，11件。柄上无穿。根据剑身、脊以及纹饰的形态，可分为三亚型。
Aa型，1件。剑柄和剑身相连，区分不明显，脊也不明显，素面无纹。标本：大邑五龙巴蜀墓葬M22:18[88]（图六，1）。
Ab型，7件。剑身和柄区分明显，剑身向内折接剑柄，有明显中脊，素面无纹。标本：万州大坪M61:1[89]（图六，2）。
Ac型，3件。近似于Ab型，在剑身上有纹饰。标本：小田溪9号墓M9:9[90]（图六，3）。
B型，17件。有一个圆穿，位于剑柄。根据穿的位置差异可分为二亚型。
Ba型，7件。圆穿位于剑柄一侧，靠近柄缘处。根据柄的粗细及剑锋形态可分为二式。
Ⅰ式，3件。柄较粗，剑锋较钝。标本：宣汉罗家坝M25:13[91]（图六，4）。
Ⅱ式，4件。柄较细，剑锋锐利。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2:3[92]（图六，5）。
变化趋势：柄由粗变细，剑锋变锐利。
Bb型，10件。圆穿位于剑柄中心靠近柄末端，位于剑的中轴线上。根据剑柄粗细及剑锋状态变化，可分为三式。
Ⅰ式，1件。剑柄较粗，剑锋较钝。标本：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5:10[93]（图六，6）。
Ⅱ式，6件。剑柄变细，剑锋变锐利。标本：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24:2[94]（图六，7）。
Ⅲ式，3件。剑柄继续变细，剑锋继续变锐利。标本：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40:1[95]（图六，8）。
变化趋势：剑柄越来越细，剑锋越来越锐利。
C型，161件。柄上有两个穿。根据穿所在位置的变化，可分为二亚型。
Ca型，20件。两穿位于柄正中，上下相对，位于剑的中轴线上，下穿靠近柄的尾端。根据剑身有无明显的中脊及剑锋形态可分为二式。
Ⅰ式，11件。剑身无明显中脊，多数有纹饰，剑锋较钝。标本：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5:34[96]（图六，9）。
Ⅱ式，9件。剑身有明显中脊，多数有纹饰，剑锋较锐利。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92-1:2[97]（图六，10）。
变化趋势：剑身中脊不明显到明显，剑锋变得更锐利。
Cb型，141件。两穿位于剑柄上，下穿位于柄末端，且位于剑的中轴线上，上穿位于柄的一侧缘旁边。根据剑身和柄交接处的形态变化，可分为四式。
Ⅰ式，13件。交接处折痕明显。标本：省水利设计学院土坑墓M5:23[98]（图六，11）。
Ⅱ式，37件。交接处折痕较明显。标本：石棉永和墓地M15:8[99]（图六，12）。
Ⅲ式，57件。交接处折痕不太明显。标本：石棉县永和乡M1:1[100]（图六，13）。
Ⅳ式，34件。交接处圆润过渡。标本：罗家坝M63:2[101]（图六，14）。
变化趋势：剑身和剑柄交接处越来越圆润。
D型，1件。剑柄上有三个穿，一大两小，一大一小位于剑身中轴线上，上大下小，另一个位于剑柄一侧缘旁边，剑身有纹饰。标本：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21-A:32[102]（图六，15）。
图六 扁茎无格柳叶形剑
1.Aa型（大邑五龙巴蜀墓葬M2:18） 2.Ab型（万州大坪M61:1） 3.Ac型（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M9:9） 4.Ba型Ⅰ式（宣汉罗家坝M25:13） 5.Ba型Ⅱ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2:3） 6.Bb型Ⅰ式（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5:10） 7.Bb型Ⅱ式（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24:2） 8.Bb型Ⅲ式（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40:1） 9.Ca型Ⅰ式（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5:34） 10.Ca型Ⅱ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92-1:2） 11.Cb型Ⅰ式（成都西郊省水利设计学院土坑墓M5:23） 12.Cb型Ⅱ式（石棉永和墓地M15:8） 13.Cb型Ⅲ式（石棉县永和乡M1:1） 14.Cb型Ⅳ式（宣汉罗家坝M63:2） 15.D型（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21-A:32）
2. 改装式剑
13件。根据剑身及柄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型。
A型，4件。柳叶形剑身，圆柄。根据柄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1件。柄较长。标本：新都马家战国木椁墓巴蜀式剑[103]（图七，1）。
Ⅱ式，3件。柄较短。标本：万州大坪M136:7[104]（图七，2）。
变化趋势：剑柄变短。
B型，9件。柳叶形剑身，柄接剑身处横向平直，模仿中原式剑的剑格形状。根据剑柄形态，有无格及穿等变化，可分为三个亚型。
Ba型，5件。柳叶形剑身，剑身与柄交接处横向平直，无格。根据柄粗细可分为二式。
Ⅰ式，2件。柄较细，近似于长方形。标本：万州大坪M105:9[105]（图七，3）。
Ⅱ式，3件。柄较细，柄上端比下端粗。标本：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110[106]（图七，4）。
变化趋势：剑柄变细。
Bb型，3件。有剑格，柄较细，无穿，有明显的中脊。标本：冬笋坝M56:9[107]（图七，5）。
Bc型，1件。有剑格，有两穿，从剑身中轴线看，穿不在一条线上。标本：大邑县五龙乡土坑墓[108]（图七，6）。
3. 中原式剑
21件。圆柄，有剑格，柄尾端有柄帽，剑身均匀规整。标本：绵竹县船棺葬M1:59[109]（图七，7）。
图七 改装式剑、中原式剑
1.改装式剑A型Ⅰ式（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巴蜀式剑） 2.改装式剑A型Ⅱ式（万州大坪M136:7） 3.改装式剑Ba型Ⅰ式（万州大坪M105:9） 4.改装式剑Ba型Ⅱ式（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110） 5.改装式剑Bb型（冬笋坝船棺葬M56:9） 6.改装式剑Bc型（大邑县五龙乡土坑墓M19:6） 7.中原式剑（绵竹县船棺葬M1:59）
（四）钺
经初步统计，在春秋晚期到西汉初期，巴蜀文化区域墓葬中总共出土钺184件。其中，可进行分型分式的有160；残损，时代不详，无法进一步进行分型分式的有24件。根据有肩和无肩可分为二型。
A型，118件。有肩钺，钺身修长，刃呈弧形，銎口多为椭圆形。銎部平直，向外折成平肩或斜肩。根据刃部和肩的形态变化可分为三亚型。
Aa型，95件。刃部呈弧形，钺身修长。根据刃部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27件。刃部呈弧形，钺身多数较平直，个别在钺身中部略微内凹，出腰不太明显。标本：罗家坝M33:67[110]（图八，1）。
Ⅱ式，68件。刃部弧度极大，呈舌形，器身中部内收成腰，出腰明显。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52:8[111]（图八，2）。
变化趋势：刃部由弧形到舌形，出腰更明显，出腰器物数量增多。
Ab型，22件。刃部呈弧形，刃部两侧成尖刃，部分器物器身内收成腰。标本：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M1:47[112]（图八，3）。
Ac型，1件。銎口为六边形，銎上下宽，中间略细，銎部外折成斜肩。直接接刃部，刃部呈半圆形，形体较大，无腰无钺身。标本：李家坝巴人墓M12:2[113]（图八，4）。
图八 铜钺
1.Aa型Ⅰ式（宣汉罗家坝M33:67） 2.Aa型Ⅱ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52:8) 3.Ab型（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M1:47) 4.Ac型（李家坝巴人墓M12:2） 5.Ba型（宣汉罗家坝M2:6） 6.Bb型Ⅰ式（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5:31） 7.Bb型Ⅱ式（云阳李家坝巴人墓M14:3） 8.Bb型Ⅲ式（云阳李家坝巴人墓M5:1）
B型，42件。无肩钺。根据刃部形态及钺身长短可分为二亚型。
Ba型，30件。刃部呈舌形，銎部较宽大，束腰。标本：罗家坝M2:6[114]（图八，5）。
Bb型，12件。无肩，刃部和銎部都较宽，刃部呈扇形。根据刃部和銎部形态，可分为三式。
Ⅰ式，5件。刃部弧度较小，銎较宽。标本：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5:31[115]（图八，6）。
Ⅱ式，3件。刃部弧度增加，銎加宽。标本：李家坝巴人墓M14:3[116]（图八，7）。
Ⅲ式，4件。刃部弧度增加，呈半圆形，銎部加宽。李家坝巴人墓M5:1[117]（图八，8）。
变化趋势：刃部弧度增加，銎部加宽。
三、相关问题研究
（一）分期及年代
本文对于戈、矛、剑、钺的分期，主要是根据兵器自身的形式和功能作用的演变规律，再结合前辈学者的分期情况来进行划分。在年代的推定方面，则主要是参考墓葬简报和报告给出的年代。根据戈、矛、剑、钺自身的形式演变规律，可以划分为二期。其中，第一期，可以分为两段。
1. 分期
（1）一期
分为两段。
一段
这一段已经数量较多的戈、矛、剑、钺出现，并且有较多形式的戈、矛、剑、钺在此段流行。
戈：直内无胡戈Aa型、Ab型、Ac型Ⅰ式、Ba型、Bb型Ⅰ式、Bc型Ⅰ式、Bc型Ⅱ式、Bc型Ⅲ式；直内有胡戈Aa型Ⅰ式、Ab型Ⅰ式、Ab型Ⅱ式、Ad型Ⅰ式、Ba型Ⅰ式、Ba型Ⅱ式、Bb型Ⅰ式、Bb型Ⅱ式。
矛：长骹矛Aa型Ⅰ式、Aa型Ⅱ式、Aa型Ⅲ式、Ab型Ⅰ式、Ab型Ⅱ式、Ac型Ⅰ式、Ac型Ⅱ式、Ba 型Ⅰ式、Ba 型Ⅱ式、Bb型Ⅰ式、Bc型、C型Ⅰ式、Da型；短骹矛A型Ⅰ式、A型Ⅱ式、A型Ⅲ式、A型Ⅳ式、B型Ⅰ式、B型Ⅱ式、B型Ⅲ式、C型Ⅰ式、C型Ⅱ式。
剑：扁茎无格柳叶形剑Ba型Ⅰ式、Bb型Ⅰ式、Bb型Ⅱ式、Ca型Ⅰ式、Ca型Ⅱ式、Cb型Ⅰ式、Cb型Ⅱ式、Cb型Ⅲ式、Cb型Ⅳ式；改装式剑A型Ⅰ式；中原式剑A型。
钺：有肩钺Aa型Ⅰ式、Aa型Ⅱ式、Ab型、Ac型；无肩钺Ba型、Bb型Ⅰ式、Bb型Ⅱ式、Bb型Ⅲ式。
本段青铜兵器戈、矛、剑、钺主要的出土单位有成都百花潭十号墓、成都白果林小区四号船棺、成都西郊石人小区战国土坑墓M8、成都西郊石人小区战国土坑墓M9、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凉水井街战国墓葬M1、宣汉罗家坝M33、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5、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5、万州大坪墓地M89。
二段
二段的戈、矛、剑、钺种类较第一段增加，尤其在数量上的增加特别明显。这一段也是戈、矛、剑、钺最主要流行的时段。
戈：直内无胡戈Aa型、Ab型、Ac型Ⅰ式、Ba型、Bb型Ⅰ式、Bb型Ⅱ式、Bc型Ⅱ式、Bc型Ⅲ式、Bd型Ⅰ式、Be型；直内有胡戈Aa型Ⅰ式、Ab型Ⅰ式、Ab型Ⅱ式、Ac型Ⅰ式、 Ad型Ⅰ式、Ad型Ⅱ式、Ba型Ⅰ式、Ba型Ⅱ式、Bb型Ⅱ式、Bc型Ⅰ式、Bc型Ⅱ式、Bd型。
矛：长骹矛Aa型Ⅲ式、Ab型Ⅱ式、Ac型Ⅱ式、Ba 型Ⅰ式、Ba 型Ⅱ式、Bb型Ⅰ式、Bb型Ⅱ式、Bd型、C型Ⅱ式、Db型、Dc型；短骹矛A型Ⅱ式、A型Ⅲ式、A型Ⅳ式、B型Ⅰ式、B型Ⅱ式、B型Ⅲ式、C型Ⅱ式、C型Ⅲ式、Da型、Db型。
剑：扁茎无格柳叶形剑Aa型、Ab型、Ac型、Ba型Ⅰ式、Ba型Ⅱ式、Bb型Ⅱ式、Bb型Ⅲ式、Ca型Ⅰ式、Cb型Ⅰ式、Cb型Ⅱ式、Cb型Ⅲ式、Cb型Ⅳ式；改装式剑A型Ⅰ式、A型Ⅱ式；中原式剑A型。
钺：有肩钺Aa型Ⅰ式、Aa型Ⅱ式、Ab型；无肩钺Ba型、Bb型Ⅰ式、Bb型Ⅱ式、Bb型Ⅲ式。
本段青铜兵器戈、矛、剑、钺主要的出土单位有成都西郊战国墓、成都战国土坑墓、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M1、四川绵竹县船棺葬M1、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M1、成都市文庙西街战国墓葬M2、宣汉罗家坝M46、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101、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3、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1、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M43、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M8、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M45、万州大坪墓地M70。
（2）二期
这一期，戈、矛、剑、钺仍有延续第一期的形式，不过种类和梳理大幅度减少。同时，出现了一些形制比较特殊的青铜兵器。戈、矛、剑、钺流行程度急剧下降。
戈：直内无胡戈Ab型、Ac型Ⅱ式、Bd型Ⅰ式、Bd型Ⅱ式、Be型；直内有胡戈Aa型Ⅰ式、Aa型Ⅱ式、Ab型Ⅰ式、Ab型Ⅱ式、Ac型Ⅰ式、Ac型Ⅱ式、Ad型Ⅲ式、Ba型Ⅱ式、Bb型Ⅱ式、Bc型Ⅰ式、Bc型Ⅱ式、Bd型。
矛：长骹矛Aa型Ⅱ式、Ba 型Ⅰ式、Ba 型Ⅱ式、Ba 型Ⅲ式、Bb型Ⅲ式、Bb型Ⅳ式、C型Ⅲ式、Da型、Db型、Dd型；短骹矛A型Ⅰ式、A型Ⅱ式、A型Ⅲ式、A型Ⅳ式、B型Ⅰ式、B型Ⅱ式、B型Ⅲ式、C型Ⅲ式、Db型、Dc型。
剑：扁茎无格柳叶形剑Ab型、Ac型、Ba型Ⅱ式、Bb型Ⅱ式、Bb型Ⅲ式、Ca型Ⅰ式、Ca型Ⅱ式、Cb型Ⅰ式、Cb型Ⅱ式、Cb型Ⅲ式、Cb型Ⅳ式、D型；改装式剑A型Ⅱ式、Ba型Ⅰ式、Ba型Ⅱ式、Bb型、Bc型；中原式剑A型。
钺：有肩钺Aa型Ⅰ式、Aa型Ⅱ式、Ab型；无肩钺Ba型、Bb型Ⅲ式。
本段青铜兵器戈、矛、剑、钺主要的出土单位有四川大邑县五龙乡土坑墓、四川巴县冬笋坝战国和汉墓M51、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99、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冬笋坝船棺葬M4、宝轮院船棺葬M14。
2. 年代
在对戈、矛、剑、钺进行型式的划分和分期分段之后，接下来根据考古报告和简报来讨论一下各期的大致年代。
（1）一期的年代
一期一段，以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宣汉罗家坝M33、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5为典型单位。
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大致判断其年代为战国，不出秦举巴蜀的前后[118]。而宋治民先生根据鼎和壶的形制对比，认为和洛阳中州路出土的很相似，将时代定为战国早期[119]。同时，从铜壶上图像的内容和风格来看，与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中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和“宴乐铜壶”基本相同[120]。而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时代被推定为战国早期[121]。所以，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的年代大致也应为战国早期。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简报中给出的年代为战国早中期，根据其墓中出土的器物，多是荆楚地区战国早期所流行的形制[122]，而墓葬中所出的戈、矛、剑、钺与战国早期同类器物有较为相似之处。所以，该墓的年代大致为战国早期偏晚。宣汉罗家坝M33、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M2725报告中给出的年代大致相同，都是春秋晚期或末期－战国早期。综上所述，一期一段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一期二段，以成都西郊战国墓、成都战国土坑墓、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23、万州大坪墓地M129为典型单位。根据简报和报告所给出的年代，这些典型单位的年代都大致在战国中期。综上所述，一期二段的年代为战国中期。
以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M1、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21-A、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38、冬笋坝船棺葬M33为典型单位。根据简报和报告，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M1年代为战国晚期偏早、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M21-A年代为战国晚期－秦、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的年代为秦-汉初、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38的年代为战国晚期中晚段、冬笋坝船棺葬M33秦－西汉初。综上所述，二期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西汉初。
（二）青铜兵器组合问题讨论
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中常常出土大量的青铜兵器，其中以戈、矛、剑、钺最具代表性。前面也有一些学者对组合和墓葬的等级关系做过讨论，认为兵器种类数量的多少以及伴出器物的区别与墓葬等级有密切的关系，晚期巴蜀文化以典型的巴蜀文化特色的兵器来体现等级[123]。本文参考牛津体系分组讨论方式[124]，即尝试分析墓葬中有无戈、矛、剑、钺四种铜器的随葬进行分组，一共分为无、戈、矛、剑、钺、戈矛、矛剑、剑钺、戈剑、矛钺、戈钺、戈矛剑、矛剑钺、戈矛钺、戈剑钺、戈矛剑钺十六组，来讨论墓葬中随葬组合的演变情况。
一段的组合：无86、戈1、矛4、剑9、钺5、矛剑8、戈剑3、矛钺4、戈矛剑5、矛剑钺5、戈矛钺4、戈剑钺1、戈矛剑钺8，总共143座。
二段的组合：无66、戈2、矛11、剑41、钺15、戈矛2、矛剑13、剑钺5、戈剑4、矛钺2、戈钺1、戈矛剑5、矛剑钺27、戈矛钺1、戈剑钺1、戈矛剑钺31，总共227座。
三段的组合：无164、戈2、矛18、剑13、钺23、戈矛5、矛剑20、剑钺11、戈剑1、矛钺6、戈钺3、戈矛剑9、矛剑钺17、戈矛钺2、戈剑钺6、戈矛剑钺18，总共318座。
一期一段有13种组合，一期二段和二期都各有16种组合。从青铜器的组合来看，组合逐渐趋于稳定。整体来看，两期三段的组合中，主要是以无随葬戈、矛、剑、钺兵器的墓葬居多，占总体墓葬的45.93%，这部分墓葬以下层平民墓葬为主。
从一期一段看，剑、矛剑、戈矛剑钺三种组合出现数量最多，分别为9座、8座、8座，占一期一段墓葬总数的17.48%。这三种组合中，剑最常见，三次都有出现其次是矛，出现了两次。在一期二段，剑、矛剑钺、戈矛剑钺三种组合出现次数最多，分别为41座、27座、31座，占一期二段墓葬总数的43.61%。在这三种组合中，仍然像一期一段中的情况，剑出现次数最多、矛次之。在二期三段，钺、矛剑、戈矛剑钺三种组合出现次数最多，分别为23座、20座、18座，占二期墓葬总数的19.18%。这三种组合中，矛、剑、钺分别出现两次，剑占主导地位的组合关系出现变化，剑的大量使用推测是和巴蜀地区文化尚武有关，而剑随身携带作为卫体兵器。详细组合变化情况见图九、图一〇。
图九 铜兵器组合演变图
图一〇 铜兵器组合演变图
图一一 兵器组合总数
在图一一中，可以看出兵器组合总数在随着时代的演变在逐渐增加。结合无随葬戈、矛、剑、钺四种兵器的墓葬数量变化，86座、66座、164座，那么随葬青铜兵器的墓葬对应有57座、161座、154座。所以，可以看出从一期一段到一期二段，随葬铜兵器戈、矛、剑、钺15种组合的墓葬大幅度上升，同时无铜兵器戈、矛、剑、钺随葬的墓葬有小幅度减少。到了二期三段的时候，无铜兵器戈、矛、剑、钺随葬的墓葬有大幅度上升，随葬铜兵器戈、矛、剑、钺15种组合的墓葬略有减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铜兵器戈、矛、剑、钺随葬从一期一段到一期二段一直在发展，在一期二段铜兵器戈、矛、剑、钺随葬达到顶峰。到二期三段时候，铜兵器戈、矛、剑、钺随葬开始下降，大量无铜兵器戈、矛、剑、钺随葬墓葬增多（图一二）。
图一二 分期随葬变化图
结语
通过对晚期巴蜀文化铜兵器戈、矛、剑、钺的类型学梳理，按照器物内在的形式演变规律划分为二期三段。通过对戈、矛、剑、钺的组合关系分析，发现铜兵器戈、矛、剑、钺组合使用情况在战国中期达到顶峰。其中，剑是从早到晚，二期三段中最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器物，笔者推测这和剑作为方便携带的卫体兵器的使用性以及巴蜀文化尚武传统有密切关系。当然，铜兵器戈、矛、剑、钺的随葬演变可能与墓葬等级、战争以及丧葬习俗等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 参见《说文月刊》三卷七期“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重庆版）。转引自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选自《巴蜀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月。
[2] a.赵殿增：《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198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14-224;b.李复华，王家祐：《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内涵试说》，转引自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选自《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c.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年。d.宋治民：《试论蜀文化与巴文化》，《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3] a.洪梅：《战国秦汉巴蜀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2001 级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b.李冬楠：《晚期巴蜀文化出土兵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c.范晓佩：《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中兵器随葬制度的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 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5]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文物》1989年第5期。
[6]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7]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崖脚（半边街）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 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905-963页。
[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11]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大坪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开县余家坝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
[13]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4] 杨勇：《论巴蜀文化虎纹戈的类型和族属》，《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
[15] 代丽鹃：《晚期巴蜀文化兵器装饰性动物图像分析》，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6] 代丽鹃：《成都平原小型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
[17] 吕健昌：《先秦巴蜀青铜兵器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8] 曾中懋《巴蜀式青铜剑虎斑纹的铸造工艺》，《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
[19] 姚智辉：《晚期巴蜀青铜器技术研究及兵器斑纹工艺探讨》，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
[20] 黎海超、崔剑锋等：《“微量元素分组法”的验证与应用》，《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
[21] 李冬楠：《晚期巴蜀文化出土兵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22]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白果林小区四号船棺》，《成都文物》1990年第3期。
[2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
[2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25]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2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县文物管理局：《蒲江县飞龙村盐井沟古墓群》，《成都考古发现·2011》，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27]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28]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绵竹县船棺葬》，《文物》1987年第10期。
[29]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西郊战国墓》，《考古》1983年第7期。
[30]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金鱼村发现的战国土坑墓》，《文物》1997年第3期。
[3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绵竹县船棺葬》，《文物》1987年第10期。
[32]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33]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48-388页。
[34]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1）：59-91页。
[35]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3期。
[3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12-280页。
[3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县文物管理局：《蒲江县飞龙村盐井沟古墓群》，《成都考古发现·2011》，科学出版社，2013 年11月。
[3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3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广汉二龙岗》，文物出版社，2014年12月。
[4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12-280。
[4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 M12 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
[42]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绵竹县船棺葬》，《文物》1987年第10期。
[43]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西郊战国墓》，《考古》1983年第7期。
[44]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3期。
[45]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金鱼村发现的战国土坑墓》，《文物》1997年第3期。
[46]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土坑墓》，《文物》1992年第1期。
[47]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金鱼村发现的战国土坑墓》，《文物》1997年第3期。
[4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49]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50]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51] 山东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文物局等：《开县余家坝墓地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671-688页。
[5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
[53]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文物》1989年第2期。
[5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55]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罗家碾发现二座蜀文化墓葬》，《考古》1993年第2期。
[5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57] 郭凤武：《芦山思延乡战国墓清理报告》，《四川文物》1994年第5期。
[58]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运动创伤研究所发现土坑墓》，《成都文物》1993年第3期。
[5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12-280页。
[6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6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6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63] 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6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犍为金井乡巴蜀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5期。
[6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
[66]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67]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大坪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6-58页。
[6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石人小区战国土坑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6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70]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㽏井沟遗址群崖脚（半边街）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 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905-963页。
[7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 M12 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
[72]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48-388页。
[73] 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县同心村巴蜀墓的清理》，《考古》1996年第7期。
[74]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北碚区庙嘴墓地考古发掘简报》，《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5：212-251页。
[75]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白果林小区四号船棺》，《成都文物》1990年第3期。
[7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7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7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7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水井街战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80] 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中坝子遗址东周时期墓葬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592-606页。
[8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 1997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8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水井街战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83] 山东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文物局等：《开县余家坝墓地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671-688页。
[84] 郑州市文物考古所：《云阳县马粪沱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1期。
[8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同心村巴蜀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86] 山东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文物局等：《开县余家坝墓地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671-688页。
[87]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88]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89]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大坪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6-58页。
[9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86-196页。
[9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9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9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
[94]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95]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重庆市文化局等：《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9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科学出版社，2010年。
[9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98]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西郊省水利设计院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9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石棉永和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100] 四川省文管会，石棉县文管所：《四川石棉县永和乡战国土坑墓》，《考古》1996年第11期。
[10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 年。
[10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12-280页。
[103]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104]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大坪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6-58页。
[105]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万州大坪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6-58页。
[106]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 M12 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
[107]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108]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县五龙乡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109]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绵竹县船棺葬》，《文物》1987年第10期。
[1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1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2] 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113]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48-388页。
[11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文物出版社，2015年。
[11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6]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48-388页。
[117]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48-388页。
[118]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119] 宋治民：《略论四川战国秦墓的分期》，《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
[120]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121] 高明：《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时代》，《考古》1962年第4期。
[122]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123] 李冬楠：《晚期巴蜀文化出土兵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124] 马克·波拉德、彼得·布睿、彼得·荷马、徐幼刚、刘睿良、杰西卡·罗森等：《牛津研究体系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中的应用》，《考古》2017年第1期。
图文：卢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