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梁古道是连接川东地区与长江中下游的重要陆路通道，属于成万古道东段，也是连接荔枝道主、复线交通的连接线，历史上曾分为南、北两线。唐宋至明清时期，两线因地理条件、递铺兴废、军事冲突、商贸活动等因素发生显著变迁。
一、唐宋时期的成万古道
唐宋时期，随着四川盆地经济社会发展、城镇间经贸交流加强，盆地内与关中、长江中下游的联系日益加强。特别是南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盆地东西向交通得以迅速发展，成万古道成为东西向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也是川江水路的重要补充。
严耕望先生曾推测唐代成都至万州的陆路路线为：成都府向东经怀安军（治金水，今四川金堂县东南淮镇南沱江南岸），再东南行，经飞乌（潼川府辖县，今四川德阳市中江县东南约170里处）至遂宁府（治小溪，今四川遂宁市），再东北行，经蓬溪县（遂宁府辖县）、顺庆府（原为果州，治南充，今四川南充市北）。又向东经渠州（治流江，今四川渠县）、梁山军（治梁山，今重庆梁平县）、万州（治南浦，今重庆万州区）、云安军（治云安，今重庆云阳），至夔州[1]（图一）。蓝勇先生认为：“盆地内官路私路纵横，其中两条最重要的主干道为北道和南道。” [2]其考证唐宋时期成万古道沿线曾设置有怀安军灵龛驿、梁山军三龟驿（在今梁平区治）、梁山驿（在今梁平区银河桥）、万州高梁驿（在今万州区高粱镇）、羊渠驿（在今万州区治）[3]。文献记载，北宋刘光义、曹彬入蜀从万州舍舟登陆，经遂州至成都[4]。范成大在《入蜀记》中记载其由万州登陆后，走成万古道北线至成都不出两旬（20天），若乘舟则需十旬（100天）[5]。陆游在其入蜀的相关诗文中记载其由万州走陆路经梁山、邻山、岳池、广安、果州至成都的路线[6]。南宋以后，随着政治格局与军事形势之演变，为应对与金及蒙军的战事，南宋朝廷还在临安通往战争前沿的线路上，设置了“斥候铺”及“摆铺”，与旧有递铺并存，专门传递紧急军期文字。四川地区作为南宋与金及后来蒙军作战的前沿，有其军政信息传递的紧急性与必要性，而日渐完备的递铺体系及相关制度助推了成万古道东西向交通的繁荣。曹家齐先生认为此路线应为南宋时期成都至行在临安的邮传路线中的成万段陆路[7]。《舆地纪胜》载：自摆铺设置以后 “自成都至万州以四日二时五刻，从铺兵递传” ，出现“蜀去天日虽远，然置邮之速如此，西天一角，不啻畿甸中矣。”[8]的景象。蓝勇先生指出：“较好的交通设施体系保障，是唐宋四川盆地东西交通的一大促进因素。”[9]
图一 唐宋时期成万古道线路示意图
（底图来源于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四图十四“唐代渭水蜀江间山南剑南区交通图（西幅）”）
唐宋时期，万梁古道属于成万古道东段的重要路段，其具体开通时间尚无可考。蟠龙百步梯古道附近的蟠龙洞摩崖题刻，提及北宋大观年间万州路提点刑狱公事陈春协同巡检冯稷、梁山县令岳舜春同游蟠龙洞的事迹，印证了经由万梁古道人员的往来交流。进入南宋以后，古道沿线已初步建立递铺。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以及全国军事形势格局的演变，东西向的成万古道逐渐取代南北向的川陕古道成为四川盆地包括川东地区连接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主要通道。
二、明清万梁驿道的发展与繁荣
据实地踏查，并结合历史文献，明清时期万梁驿道的线路走向基本明确。正德《夔州府志·梁山县》载：“县前总铺。观音铺，县东一十里。杨店铺，县东二十里。蟠龙铺，县东三十里。书字铺，县东四十里。双庙铺，县东六十里。双池铺，县东七十里。曲水铺，县东八十里。白羊铺，县东九十五里。分水铺，县东一百一十里” [10]。《夔州府志·万县》载：“西溪铺，县西十五里。高粱铺，县西三十里。普庵铺，县西四十五里。佛寺铺，县西六十里。七里铺，县西七十五里。三真铺，县西九十里。观音铺。分水铺” [11]。已勾勒出明代中晚期万梁驿道的线路走向，基本保持在十里至十五里一铺。明清方志记载万县、梁山间递铺设置约20余处，期间大部分递铺相继沿用，仅部分递铺稍有裁并。根据实地踏查，具体线路可考如下：
东起万县县城，出西门至沙河铺（今沙河老街），向西至西溪铺（今西溪老街），沿苎溪河向西，过五梁桥至高粱铺（今高梁镇老街），向西过石宝堂至普安铺（今石马山老街），向西过篦子桥、郎家坝、李河镇，过高桥铺（今高桥），又过佛寺铺（今福世老街），再过乘驷桥，向西过魏家垭口、半坡、高升老街，向西过七里铺（今七里沟七里村）、天寿桥、瓦店子、望月垭至三真铺（今三正老街），至观音铺（今分水场镇东观音堂），向西至分水铺（今分水老街），交梁山界。
沿白洋河谷地向西过万善桥，过白洋铺（中丰村5组）、曲水铺（今曲水村老街），又过双池铺（今福禄镇福禄村玉书桥北侧），至葫芦坝铺（今福禄镇老街），向西至银河桥铺（今银河村村委会附近）折向西北，过银河桥（清代的石平桥）、书字铺至长店子，向北经百步梯翻越蟠龙山，过蟠龙铺（今蟠龙桥附近），过良天铺，翻凉风垭，沿桂溪沟谷过沙坝村，至城东土桥（图二）。
图二 明清时期万梁驿道线路示意图（底图由周天毅提供）
明清时期万梁驿道已形成较完备的递铺体系，密集的递铺设置为保证中央与地方间及地方州县间文书传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促进了曲水、葫芦坝、银河桥等沿线集镇及乡村场市的繁荣。古道沿线至今保存有较为丰富的文物遗存，如万州区乘驷桥、永安桥、天寿桥、分水拱桥，梁平区白洋河万善桥、银河桥，以及大量的微型驿站——腰店子等，作为古道沿线的重要交通节点，也见证万梁驿道的发展繁荣。古道沿线还发现一批重要的摩崖石刻及碑刻，如乾隆二十年的石马山重修路碑是较早的“东大道”明确称谓，为研究东大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清末民国初南、北线的变迁
由万州分水镇，万梁古道可分为南、北两线，南线沿精华山南麓过白洋铺、曲水铺、银河桥铺翻越蟠龙山。北线过分水镇后，折向西北，沿黑洞沟峡谷而行，极其险峻（俗称花岩古道），向西至孙家槽（今孙家镇），向西过亭子垭老街，又向西至响鼓岭，过大垭口至七里半，沿金胜村至金竹村的精华山北坡而行，过谢家垭口至二里半，下坡过蓼叶河万善桥，经蓼叶河老街（已被蓼叶河水库淹没），过伍家垭口、松树坪至鲤鱼村，至沙坝村，于城东土桥与南线汇合（图三）。
图三 清末民国时期万梁古道北线示意图
（底图来源民国四川省梁山县十二万分之一图）
从清末民国初的纪行、游记等考察，自分水后大部分已择孙家槽、亭子垭、响鼓岭、蓼叶河的北线，张颖对此已有详细讨论[12]，故不再赘述。综合观之，南、北两线线路走向明确，部分路段还保存有较长的石板碥路，古道沿线文物遗存丰富，可与文献相互印证。南线设置有大量官方递铺，主要用于公文传递，北线保存有较多的商贸集镇和腰店，以晚近以来民间商旅往来为主。清末民国初，随着邮政制度的兴起和完善，南线驿递体系的荒废，北线渐成万、梁间主要通衢。
南、北线差异是地理环境的抉择。南线需翻越蟠龙山与精华山，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整体落差较大，古道维护成本较高。北线路线整体平顺，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特别是随着花岩栈道的凿通，克服了北线局部的险阻地形，路程缩短，交通成本降低，使其成为更优路线。万梁古道南线作为出川入蜀陆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古代重要的行军路线，明清以来频繁的军事冲突，给古道沿线的集镇、村落带来重大创伤，导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古道日渐衰弱，直接削弱了南线的交通地位。
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在士绅曹元登及子曹芳兰的倡导下在北线黑洞沟峡谷凿修花岩古道[13]，“危崖峭壁，竟成坦道”的北线取代南线的交通主体地位，成为万梁间的主要通道。（图四）北线交通改善后，孙家槽、亭子垭（图五）、响鼓岭、七里半、蓼叶河等集镇与乡村场市迅速崛起，万梁间形成跨区域的贸易网络。相比之下，南线集镇因战乱与交通劣势逐渐边缘化。北线商业兴起遵循“交通成本最小化”规律，商旅趋平避险，促使商业集镇与乡村场市在北线聚集，人口也随商而居，形成正向循环。反观南线，递铺衰废后缺乏经济引力，陷入“无人则路废，路废则人离”的恶性循环。
图四 花岩古道航拍
图五 亭子垭老街
参考文献：
[1] 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黔滇》篇三〇《嘉陵江中江水流域纵横交通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69 页。
[2] 蓝勇：《盆地东大路与四川“东大路经济带”的兴衰》，《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04期。
[3] 蓝勇：《唐宋四川馆驿汇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04期。
[4] “（刘）光义、曹彬自夔门会王全斌等于成都。光义等发夔门，万、施、开、忠等刺史皆迎降，至遂州，知州陈愈亦降。”引自〔宋〕郭允蹈： 《蜀鉴》卷八，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435页。
[5] “然溯江入蜀者到此，即舍船而徒，不两旬可至成都，舟行即需十旬。”引自〔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陈新译注： 《宋人长江游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254页。
[6] 〔宋〕陆游： 《剑南诗稿》卷三，《陆放翁全集（中）》，中国书店1986 年版，第39—57页。
[7] 曹家齐：《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05期。
[8] 〔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 《舆地纪胜》卷一七七《万州》，第 5178 页。
[9] 同[2]
[10] 〔明〕吴潜（修）、傅汝舟（纂）：正德《夔州府志》卷二《邮驿》，明正德八年刻本。
[11] 同[10]
[12] 张颖：《万梁古道：历史、路线与遗产（上）》，《中国人文田野》第9辑，巴蜀书社2020年12月版；《小川北路、川东路与万梁古道》，网络·重庆古道公众号2021年1月26日；《小川北路万梁段的路线演化与遗存状况》，网络·重庆古道公众号2022年4月15日。
[13] 〔清〕王玉鲸等著：《增修万县志》卷三十二，同治五年万川书院本；民国《万县志》卷三十二《士女志·义行》。
图文：蒋航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