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博物馆在中国发展已逾百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以下简称“中博院”）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故宫”）系当时中国博物馆不同类型的典型代表，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二者盘根错节的历史纠葛及其背后的逻辑关系，却鲜为人重视和发掘。本文通过考证二者发展历史，认为国民政府基于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接收文化血脉代表的故宫的同时，力图革新，设立现代化博物馆——中博院。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博院这种基于大型博物馆的重大变革事实上终未实现，却在中国博物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文化血脉”的继承和革新

通常认为，文明出现的标志是冶金、文字及城址^[1]。青铜文明时期，鼎作为大型青铜器，铸造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较高的冶金技术和一定程度的文化审美，具有贵重、稀缺等特质，逐步成为能够代表国家或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礼器，甚至成为政权和民族文化血脉的象征。《说文解字》释“鼎”为“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以协承天休”^[2]，即有将“鼎”作为政权象征之意，成语“三足鼎立”“问鼎中原”等即沿袭该意。随着生产力和文明发展，单一的“鼎”不足以象征国家文化命脉，其形象逐步扩大化、广泛化和群体化；“鼎”也不再是最高生产力的代表，但仍附着“政权道统”和“文化命脉”的重要特征，并因文物文化与物质交融的性质而更为加强。到明清时期，故宫及其收藏的大量文化珍宝，成为帝制时期“鼎”的象征的集大成者。是故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极愿拥有故宫及其珍宝。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一面接收旧“鼎”故宫，以示继承正统，加强政权“合法性”；一面积极打造新“鼎”，即中博院，以开凿文化源流，展示新政气象。

故宫文物由宋辽至明清，沿袭皇室所藏文物，形成较为完整序列，“自耶律圣宗以来即开始搜集，斡离不、粘罕又得宋徽宗全部之遗产，又经元至元，明永乐成化、清康熙乾隆诸帝之努力，以全国民众膏血为代价，乃得有此蔚然巨观”^[3]，由此清末故宫成为收藏大量书画、古董、档案等珍宝重器之地，并长期受到中国最强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海权时代的到来，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却因政治和文化制度钳制逐步处于落后地位，清朝在革新不振中倏尔而亡。为管理故宫文物，接管北平的北洋政府于1914年在故宫外朝^[4]设古物陈列所^[5]，掌管原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又于1925年在故宫内廷^[6]成立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一）。1928年6月，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后，旋即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7]，明确将故宫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管理范畴。

图一 故宫博物院外景（1929年摄）^[8]

南京以国民政府首府的政治优势，文化地位扶摇直上；为加强其文化根脉，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力促故宫文物南下。他亲列故宫理事^[9]，呈送由故宫首任院长易培基所撰《完整故宫保管计划》，意将故宫与古物陈列所院所合一，以便文物部分南运^[10]。此举遭致各界反对，学者陈寅恪等怒曰“南京既为首都，则亦不能不有博物馆之设立……然充实与设立之方法，当为‘创业式’，而不当为‘分家式’也”，斥责国民政府“欲瓜分已聚之文物”，当致“北平之文物尽，中华之命脉绝矣”^[11]。然而蒋介石不顾反对，力主“将南迁古物存放首都，以便保管”^[12]。以1933年1月山海关沦陷、北平危殆为契机，国民政府打着为免国宝落入敌手的旗号，令故宫于当年2月至5月携文物13427箱又64包，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机构文物数千箱运转南京（图二至图四）。^[13]1937年1月，故宫南京分院成立，故宫文物与建筑的地缘关系被割裂，事实上宣告文物南移已成定局。伴随着前朝旧藏被迫“清洗”和“重算”，南京与北平的文化中心地位有倒转之势。 

图二装箱运沪的故宫文物（1933年摄）^[14]

 图三 故宫员工正在打包瓷器（1933年摄）^[15]

图四 故宫预备包裹的字画、古籍及漆器（1933年摄）^[16] 

为加强南京文化中心地位，国民政府还筹建中博院，其背后有诸多原因。首先，故宫所藏文物基本来自依靠权力收集的传世品，建都南京、倚仗江浙财阀的国民政府对此持批判吸收态度，典型表现为对华夏文明巅峰时期的唐宋书画，尤其是江南文人的书画作品极为推崇，以致宣扬传统文化的文物外展也多用此类文物，另一方面却尽量避免故宫成为帝制收藏的展示平台。其次，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西方探险家对华夏文物的掠夺，国民政府逐步设立不同层级的考古机构开展发掘，使文物数量大为增长，这些文物划归故宫收藏显然是不合适的。再者，工业革命技术上的突破带来全球生产力极大的不均衡，优先发展工业的欧美日本诸国开启了海外殖民历程，不仅侵占他国政治权益、掠夺经济资源，还将目光瞄准文明古国文化遗产，并依靠工业印刷优势和传播力量，传播中国文化来自西方的舆论话语，这使中国亟须以考古出土文物证据严正视听，提升文化自信。由此，在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建立能够“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17]、既代表民族形象又显著区别于封建帝制藏品体系的博物院，成为各界共识，与此政治和文化诉求密切相关的中博院应运而生。

二、中博院的规划及故宫的定位

中博院的创办离不开国民政府相关机构如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图五）、管理庚款委员会^[18]等在人才和经费上的大力支持。此前，国民政府博物馆相关高等机构渐趋成型：教育部下设社会教育司，管理博物馆；最高科研机关中研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等机构，发掘文物。史语所尤其是其下考古组的高速发展，使文物保管、宣教等基础又庞杂的工作亟须一个承接机构，中博院的筹建实现了这一职能，并使文物管理和研究合为一体。曾任教育部部长、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史语所的创办者傅斯年，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等设计了中博院组织机构、运作模式和未来发展蓝图。1933年4月，在故宫及古物陈列所文物南运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即在南京成立中博院筹备处，主任先后为傅斯年、李济，设自然、人文、工艺三馆，宗旨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合适之展览，图智识之增进”^[19]。中博院理事会人员简少精干：理事长先后为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王世杰，第一届理事（1935年至1940年）（图六）和第二届理事（1941年至1946年）均由教育部部长、中研院各方面学者等十数人组成^[20]，显示出与中研院极为亲密的关系。

图五 中央研究院大门外景（1935年摄）^[21]

图六 中央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中坐者为傅斯年（1936年摄）^[22]

中博院三院一体的设置，利于运营，成立不久便成为可与故宫媲美的博物馆。因有官方背书，中博院具备合法的“造血”“吸血”权力，将加强划拨和尽力征购结合起来增加馆藏。古物陈列所、北平历史博物馆^[23]文物的划归，使中博院有了数十万件明清时期藏品。国民政府文物管理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以《古物保存法》第七条“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24]等法理依据，常将出土文物拨交中博院。中博院还通过收购瓷器、石刻、青铜器等^[25]，使藏品类别趋于完善。最初，由傅斯年主导的《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合作暂行办法》（1936年）设定中博院与中研院职责有所“错位”：研究上中研院已有科目则中博院不再设置，陈列上中研院将一切可陈列的物品概归中博院保管^[26]。此举将中博院绑缚于“保管”“展示”层面，对其工作重心和发展方向均有所限制。不过，中博院与中研院在理事会、工作人员上的重合，使中博院在创始之初就与考古资源建立深厚连接，免去了使用资金购买和征集伦理方面的难题；加上搜集文物的实际需要以及抗战时期中研院人才严重流失等原因，中博院逐步参与到考古和研究工作中来，而不仅仅是中研院的“承接者”。

国民政府对中博院和故宫的不同定位，使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微妙又显著的差别。从隶属机构看，中博院一直隶属于教育部，故宫除抗战胜利后一个较短时期归教育部管辖外，大部分时间直隶于行政院^[27]；从理事会看，中博院与故宫的理事长均为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但故宫理事任期2年，人数可达二三十人^[28]，行政院院长常列其中，各界要员的组合与中博院学者型理事会有着显著区别。以此观察，故宫似乎更受重视，但其背后却是政治力量的强势介入和严格控制，即国民政府牢牢掌握故宫文物及故宫所作决策；而中博院则属于国民政府一手培育“放心”的文化机构，主要任务是扩展藏品和开展研究。由此，中博院常常能征集到反映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文物及新出土文物，收藏品时间范围更广；故宫以皇室珍藏为主，数量众多，精华荟萃，但缺乏考古出土的中国早期文物及自然类标本。此外，中研院以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在“供学人研究”^[29]，对中博院长远规划时与故宫原始的“典守”“展览”功能多有不同，使故宫的传统文化代表地位受到挑战。以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速度，中博院在国际新局势下担负文化任务的职能可期，中博院亦计划于1938年内加快进展。孰料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其计划受阻，中博院于战火侵扰九年之后“仍在筹备”^[30]，各项规划亦形成转折。

三、抗战时期中博院与故宫文物工作的转型

战时中博院和故宫肩负保护和发展文化的重要使命，二者的运作是当时中国博物馆工作的典型代表和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八·一三”事变后，故宫与中博院渐次内迁。故宫将一万六千余箱文物分三路内运，亦帮中博院代运，如故宫水运重庆的九千余箱文物中，含中博院文物数十箱，以及已划定中博院但未及移交的古物陈列所文物四千余箱^[31]。1939年至1941年，随着战局扩大，故宫将存渝文物转至宜宾、乐山，总办事处驻重庆；中博院则将文物分运乐山、昆明，机构先后迁徙昆明、宜宾。故宫因保管大量藏品和历史因素影响，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完成基础的文物迁运、保管和展示工作，文物研究的中坚力量仅有院长马衡、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故宫驻渝总办事处科长励乃骥等人。中博院战前工作主要围绕筹建馆舍、搜集文物，内迁后应国民政府开掘边疆文明、加强民族融合等诉求，在史语所忙于整理殷墟发掘品时，李济招徕留英归来的吴金鼎等考古学人才，担负大后方考古重任，开展中博院的科研工作。其中主要包括吴金鼎等主持的川滇考古发掘，马长寿等参与的四川民族研究，与史语所等合作的西北史地考察，以及西南手工艺、动植物及古建筑调查等。此外，中博院组织出版《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图七）、《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等著作，其中曾昭燏、李济合撰的《博物馆》（图八）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的理论奠基之作^[32]。这些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掘的广度和深度有所加强，将以往被传统中央王朝所轻视的“边缘文化”纳入中华文明视野中。中博院也在此间创造性地形成将考古、展示及研究等文物工作结合起来的独特体系。 

图七 1942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出版的《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33]（上海图书馆藏）

图八  194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博物馆》^[34]（上海图书馆藏）

在中博院和故宫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文物展览呈现出二者不同的发展趋势。1935年，中国以故宫文物700余件、中研院发掘品113件参展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使世界震惊，“始知中国古文化程度之高”^[35]。此后，文物外展成为国民政府开展文化外交和寻求国际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1939年至1941年，国民政府为争取苏联援助，以故宫文物100件、中博院文物10件参展在苏联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图九），表明“家底丰厚”的故宫仍在宣传中华文化时担当重要角色。1943年底，故宫择书画196件在渝举办展览会^[36]（图十），以加强抗战宣传、弘扬民族文化。纵观故宫抗战时期数次大小展览，均选自曾赴英展览的数百件书画等文物，在艺术层面的代表地位被一再突出。中博院在川渝等地举办过数次不同类型、展品繁多的展览会，如1943年举办展示数千件远古石器及铜器展览，1944年举办贵州民族服饰、汉代车制、中国历代建筑图像、云南丽江民族文化四场展览，1945年举办中国历代铜镜展览，并参加孟买国际文化展览会。^[37]中博院这些展览在数量、时代跨度和代表性等维度，已然与故宫单一的文化符号相区别。

图九 苏联中国艺展会展品《竹鸥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38]

图十 1943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展品目录（上海图书馆藏）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东迁，中博院、故宫亦东归。最初，故宫主张将文物直运北平，失去“战争”借口的国民政府仍力主先运南京，并一再拖延^[39]。因抗战胜利已值不便船运的秋季，待1946年通航时，国民政府选择优先运送中博院文物^[40]，直至1947年才运送故宫及古物陈列所文物^[41]。此后，国民政府仍将古物陈列所文物划归中博院^[42]，为显平衡，又将古物陈列所建筑及未迁文物划归故宫^[43]，使后者在建筑上实现统一。中博院东归后参与数次高等级展览，如1946年10月首都文物展、1947年9月汉代文物展、1947年11月墨西哥教育科学文化展、1948年3月台北文物展，昭示了抗战时期中博院始终不辍的发展成果，以及在博物馆界的领军地位。此外，为庆祝抗战胜利和宣告文物东归，1948年5月中博院与故宫合办“古物联合展览会”（图十一），中博院展出殷周铜器、汉代文物、西南民族标本等，故宫展出历代名画和名窑瓷器，清廷旧藏也作为不同文化类别的代表展出，展品达1400余件^[44]。二者成功合作的展览中，中博院的实力与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展室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表明中博院在文化宣传方面已担当关键角色。然而，文化上的盛事难掩军事上的颓势，伴随着国民政府在解放战争战场上的失利，中博院和故宫的命运再次更迭。

图十一  1948年故宫和中博院举办古物联展会^[45]

四、博物馆视野中的中博院与故宫

在国民政府的运作和中研院的筹划下，中博院无疑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逐步打造出高等级博物馆的独有特征。中博院依靠政治优势、文化地位以及法理依据等建立时被赋予的权力，在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设计和实际探索过程中，不断调整发展方向，以适应政治需求和文化定位，并考虑未来发展和实际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藏品保管压力较小的中博院“轻装上阵”，吸纳人才和加强推出研究成果，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战时困苦环境下取得较好成效，体现在社会教育内容和层次广泛、研究成果与时政关系亲密以及文化研究较为前瞻。中博院是在20世纪初东方文明横遭轻视、外敌入侵的艰难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现代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理论和方法作基础，为实现发掘宣扬中华文明的救国理想，付出艰难努力的成果。中博院是中国史无前例建立的现代、科学、具有全球视野的博物馆，并力图超越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局限，以大历史视野和多元开放的姿态，融入更宽广的世界文明和现代科学潮流中。而被政治深度绑架的故宫，面临新博物馆势力的崛起，以丰厚藏品强撑局面，勉力担当文化外交角色。

抗战胜利后，中博院以前期积蓄的力量逐步走向代表民族文化的前台，做好承担中央级别博物馆重任的准备。孰料战局再起变化，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政府大厦将倾，中博院与故宫部分精品文物运台；1949年5月7日，南京解放后十余日，中博院、故宫被接管，留存的中博院机构改称南京博物院，故宫文物则于次年逐步实现北归夙愿。令人玩味的是，迁台的中博院与故宫两个机构合并后，最后却只挂出“故宫”名号，中博院则隐于幕后，以致最终湮灭。在失去地缘上故宫建筑的情况下，中博院和故宫此次迁移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内涵，隐约再现故宫最初被接管时的初衷。中博院苦建十六载，成败均系于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和创设宗旨；中博院在失去可以发掘补充文物的地理空间的同时，学术上的成就无法掩盖鲜明的政治倾向，最终丧失存在合理性，夭折于“筹备”阶段。

在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国家需要继承和发展新的国家级文物陈列研究机构。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天安门附近筹建、在革命叙事下构建独特话语、宣扬新政文化形象和历史的中央革命博物馆，还是改革开放后创设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其背后是对国家文化及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深层认知，故宫与中博院所涉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民族形象的空间寄寓和拓展、政权的文化表达和宣传，均在此过程中得到重点体现和重新思考。历史视野下中博院与故宫的发展轨迹，显示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两种不同博物馆的发展传统，尤其是中博院开创的组织机构体系、科学的文物工作方法、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无疑为之后的文物及博物馆工作奠定基础。此外，中博院的诞生、发展、转型为中央级博物馆的存在动因和发展脉络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并为今日中国博物馆在和平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如何担当文化复兴使命提供启示。

参考资料（上下滑动查看）

[1]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2]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20年，第220页。

[3] 《本校四教授反对古物分散之一篇公开状》，《清华周刊》1930年第5期。

[4] 故宫分为内廷和外朝两部分。外朝是皇帝处理政务和朝会之地，包括太和殿、中和殿及保和殿。

[5]  古物陈列所于1914年在故宫武英殿成立，后逐步接管故宫内廷。

[6]  故宫内廷为皇帝及其家属居所，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

[7] 《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1928年第98期。

[8] 《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续）》，《故宫周刊》1929年第7期第3页。

[9] 《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故宫博物院理事》，《民国日报》1928年6月21日第4版。

[10] 刘忠福：《烽烟南迁(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7页。

[11] 《本校四教授反对古物分散之一篇公开状》，《清华周刊》1930年第5期。

[12] 《究竟如何？古物存放地点犹未决定!》，《大公报》1933年2月14日第3版。

[13] 《北平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点收藏事》，《中央日报》1937年7月2日第4版。

[14] 华东社：《北平古物运沪：装箱古物之一部》，《中华》1933年第18期，第10页。

[15] 《北平古物运南情况：员工包裹瓷器》，《新中华》1933年第1卷第5期，第14页。

[16] 《北平古物运南情况：预备包裹装箱之古物（字画册页书籍及漆器等）》，《新中华》1933 年第1卷第5期，第14页。

[17]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出版信息不详，1942年，第1页。

[18] 管理庚款委员会于1931年4月8日在南京成立，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英国退回庚款（《辛丑条约》赔款），隶属于行政院，主要资助经济建设、文教事业。

[19]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出版信息不详，1942年，第21页。

[20]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出版信息不详，1942年，第2—3页。

[21] 《建设中的中央研究院》，《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7期。

[22] 《中央博物院理事会》，《东方杂志》1936 年第33卷第9期。

[23] 北平历史博物馆为1912年7月北洋政府在北京国子监成立的首个国家博物馆，1929年划归中央研究院，1936年划归中央博物院。

[24]《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报告（二十二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5年第2期。

[25] 刘鼎铭：《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

[26] 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南京（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27] 《行政院例会，北平故宫博物院改隶教育部》，《扫荡报》1945年7月26日第2版。《教育部为故宫博物院划为行政院直隶案给故宫博物院训令》，《教育部公报》1947年第1期。

[28] 《修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条文草案案审查报告：附修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修正条文草案》，《立法院公报》1936年第85期。

[29]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信息不详，1929年。

[30]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出版信息不详，1942年，第76页。

[31] 国立故宫博物院七十星霜编集委员会：《故宫七十星霜》，国立故宫博物院1999年，第219页。

[32] 胡琰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档案与建设》2019年第7期。

[33] 吴金鼎、曾照燏、王介忱：《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2年。

[34] 曾照燏、李济：《博物馆》，正中书局，1947年。

[35] 《故宫国宝历险记》，《南北》1946年第4期。

[36] 郑欣淼：《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7] 胡琰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档案与建设》2019年第7期。

[38] 《陈列于中国艺展会的中国古画<竹鸥图>》，《中苏文化》1940年第5卷第3期。

[39] 刘忠福：《烽烟南迁(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5—176页。

[40] 孟国祥：《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教育与博物馆事业损失窥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第310—311页。

[41] 《马衡返平，故宫古物还都，运平尚待时日》，《经世日报》1947年12月13日第4期。

[42] 那志良：《故宫五十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第162页。

[43] 《马衡谈古物所归并故宫院，西迁文物九月运返》，《经世日报》1947年8月2日第4版。

[44] 《两博物院联合展览》，《华北日报》1948年5月30日第2版。

[45]《中央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联合展览会》，《中央日报》1948年 6月9日第2版。

文稿：卢烈炎  马   乐